原標題：穿越技術的迷思重返經典

　　2019年，被稱為“中國版”《完美陌生人》的《來電狂響》于賀歲檔上映，這是意大利原作的第四個版本。至今，這部2016年原創的影片已先后被德國、西班牙、土耳其、墨西哥、希臘等八國翻拍，美國、埃及、瑞典等國還在跟進翻拍的路上。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七夕節在中國上映的美國電影《小婦人》。自奧爾柯特的小說《小婦人》于1868年初版以來，同樣的故事在不同的媒介中轉化，已衍生出電影、電視劇和動畫等領域的17部跨媒體作品，僅《小婦人》電影版就多達7部。國產電影《重返二十歲》《我的新野蠻女友》《“大”人物》等也都是對韓國電影的翻拍。這些現象表明：數字時代存在大量復制、拼貼的故事。如果說經典電影創作的靈魂是“原創”，創作者苦思冥想構思新形象、新劇情，挖掘第一手材料，那么數字時代電影創作的核心似乎變成了“做舊”，通過“炒冷飯”“蹭熱點”，找到一個可以被反復開發、重復利用的超級創意，而且復制品取得了跟原作同樣的地位。

　　與此同時，筆者統計了一年來主流電影雜志刊發的文章，發現與此相似的三個現象：一是生僻晦澀的新詞新語盛行，這反映了哲學對電影研究的大幅介入；二是題目很長，研究者似乎滿足于羅列、描述，卻沒有能力對本質進行提煉，這反映了數字技術條件下信息過載的負面影響；三是缺乏思想力，不能對現象做出具有啟發性的結論。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些文章，其中的“新論”幾乎都是對經典的重述，這些新概念和新說法甚至沒有幾十年前那些經典文獻說得透徹深刻。

　　這些在創作和研究中的現象，反映了數字時代的知識狀況：原創枯竭、知識泡沫，仿佛一切新論皆為重述，所有敘事都是復訪。這一問題的本質正是數字時代我們面臨的知識危機。對于求新求變的藝術創作和以培養創新思維為使命的藝術教育來說，改變這一現狀迫在眉睫，而重返經典、重拾啟蒙無疑是兩個有效的路徑。

　　經典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近些年《舞臺姐妹》《開國大典》《紅高粱》《東邪西毒》等經典影片的修復重映，其意義也許不在重看，而在重返導演創作的現場，重審經典創作的魅力，汲取其中蘊含的美學和文化養料。當我們討論中國電影的民族化、中國電影學派等問題的時候，重讀費穆、鄭君里、夏衍、鐘惦棐等前輩的經典，一定會大受裨益。經典的價值也許不是具體的結論，而是發現結論的過程和由此形成的方法。

　　人類對電影的認知存在兩個限制：一是感官，二是時間。感官直接面對電影作品，能通過動員全身感覺器官，迅速抓取面前繁雜的影像信息，形成關于電影的初步知識。感官因直觀而生動；也因直觀而受局限，離真理最遙遠。與此同時，人的壽命限定了我們探求新知的時間。目前全球電影年產量已過萬部，自電影誕生以來的電影作品存量估計已遠不止40萬部，即使一個號稱閱片量近萬部的“骨灰級”影迷，其能看到的作品也只是整個全球片單的少部分。我們只有從經典中發現方法、得到觀念，知識獲取才能以一當百，穿越感官和見識的障礙，形成超越個例的知識能力。

　　啟蒙的價值在求知，重拾啟蒙意味著我們不能滿足于獲取海量影片的具體信息，不能止步于對知識的具體描述，而應將說明性知識經由思辨精神，轉變為啟示性知識，使觀看的主體變成思考的主體。當我們以啟蒙的姿態面對電影時，我們就是在對創作進行本質思考，對作品進行終極性描述，并且發出追問：電影究竟怎樣再現現實？電影是怎樣影響觀眾的？電影又有哪些創造性、系統性的規律？這不僅是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創作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100多年前，馬克思已不無預見地說：科學的純粹光芒也只能照亮無知的漆黑背景。我們所有的發明進步看似為物質力量賦予知性生命，卻把人類生命貶為物質力量。我相信，今天唯有重返經典、重拾啟蒙，我們才能穿越技術的迷思，成為未來知識生產的主人。

　　（作者謝建華，為四川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