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小微企業能否迎來融資春天

　　編者按 中小微企業是創新主體。據不完全統計，小微企業對我國GDP的貢獻已達到30%。然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多年未解的難題。《2018年中關村新三板企業成長力報告》顯示，中小企業融資難度正在持續加大。本期兩篇報道，就近日央行聯合五部委提出的23條具體措施，采訪了相關專家及金融界人士，共同探討如何破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題。

　　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6月25日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從貨幣政策、監管考核、內部管理、財稅激勵、優化環境等方面提出23條具體措施，督促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

　　6月24日，央行實施了年內的第三次降準，釋放2000億元資金來支持小微企業；第二日，五部委又聯合發文，這透露出怎樣的信號和新風向？除融資外，新創科技型小微企業還需要什么支持？

　　政策紅利頻出 融資困境有望改善

　　“這種連續政策加碼，說明黨中央、國務院對于將小微企業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化、培育經濟新動能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個新層次，也說明后續可能會有更多、更強勁的支持政策出臺。”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創新發展評估與咨詢研究部主任劉楊博士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專訪時說，對小微企業的支持，表明了黨中央、國務院對于優化營商環境的決心。下一步，我國還將著力構建適合小微企業特點的融資風險管理體系等。

　　據不完全統計，小微企業對我國GDP的貢獻為30%，吸納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30%。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杰說，美國發展經驗表明，中小微企業是創新主體，大企業是通過并購中小微企業來強化自己的全球競爭力，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發展邏輯。但是中小微企業的創新能力提高，以及后續被并購等持續發展，需要一個強大的金融體系與之相匹配，但是我國當前的金融體制，特別是銀行金融體制與之是格格不入的。

　　銀行資金利率低，但對風險要求很嚴格，這與小微企業存在的風險并不匹配。據有關數據顯示，每年有16%的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倒閉。特別是受到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盈利的小微企業比例在下降，從2013年的70%下降到2017年的40%左右。

　　“當前，銀行機構體系中普遍存在的過度風險謹慎型經營行為邏輯，以及相對僵化乃至固化的高成本信息處理機制，與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轉型升級活動存在相當突出的多方面錯配效應。”張杰說，具體來看，多數銀行機構偏向于將金融資金優先提供給那些處于國民經濟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優先提供給那些能提供土地、廠房等固定資本為主的完全無風險的抵押品和擔保品的大規模企業。“相反，對于那些處于創新創業階段和成長階段的小微企業，具有高度創新不確定性的高技術企業和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等，銀行機構卻無法提供貸款來滿足其融資需求，這也造成了貸款供給行為和自主創新能力體系所蘊含的融資需求之間突出的錯配效應。”

　　目前，銀行機構普遍實施針對銀行不良貸款的放貸者終身制追責制度。張杰認為，這也刺激了銀行普遍陷入到偏向于采取一年期限以內的短期貸款的經營策略陷阱。即便對企業提供兩年周期的長期貸款，也是傾向于采用“年末必須還款、年初再次借款”形式的“以短代長”的貸款期限模式；不少銀行的生存完全依靠存貸利差制度，導致銀行成為地區儲蓄資金的“抽水機”，成為小微企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利益“掠奪者”，阻礙了小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等。

　　減免稅費 比增加金融投入更有效

　　除金融扶持外，劉楊認為，對于小微企業，尤其是初創的小微企業來說，更重要的是財稅支持。“近年來，雖然我國出臺了多項稅費減免優惠政策，但受惠面還是比較窄，力度還不夠大，小微企業的稅收負擔依然較重。尤其是目前，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部門地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若是稅收負擔不變，那無疑將進一步加劇小微企業的生存壓力。整體而言，對于小微企業的發展，出臺系統性稅費減免政策，比增加金融投入將更為有效。”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也表示，“稅收政策對小微企業的發展更加重要，也更直截了當”。在稅收方面，從2018年5月1日開始，我國已下降了增值稅稅率1個百分點。“這是好事，但是仍然不夠。”

　　根據甘犁對小額納稅人的跟蹤研究發現，如果將小額納稅人的起征點從現在的3萬元提高到5萬元、7萬元時，企業死亡率會逐漸下降，雖然下降比率不高，但因企業數量比較大，整體效果仍然不錯。此外，如果把小額納稅人起征點從3萬元提高到5萬元，稅收會減少485億元；如果從3萬元提高到7萬元，稅收會減少880億元左右。不過，前者會增加0.12個百分點的GDP，后者會增加0.22個百分點的GDP。也就是說，約6萬元的財稅成本可增加1個就業崗位。

　　企業成長 需多層次金融市場助力

　　新創科技型小微企業迫切需要的是，能提供以長期貸款期限和相對低成本為主要特征的金融體系來加以匹配。

　　“在銀行現有的監管約束下，不能真正對有信貸需求的小微企業有好的效果。”甘犁說，因此，應該在銀行內突破傳統定價方式，松綁現有的定價體系，讓銀行獲得風險溢價。與此同時，允許銀行的壞賬率和不良率高一點，在考核上也要有不同的思考。

　　而張杰認為，當前僅僅通過定向或結構性的降低基礎利率措施，或通過各種行政命令指導以及各種局部的金融工具創新，來鼓勵銀行體系對小微企業為代表的制造業發展的支持政策，已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金融資金不愿流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困局。因此，當前不但應加快銀行體系內部風險處理和監管制度的重構，還應逐步取消針對銀行機構的直接融資功能的法律限制。

　　“積極探索和發展具有直接融資功能的地方化、專業化中小銀行體系。”張杰說，針對地級市以下的縣域、鄉鎮和農村地區的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以及金融機構將地區資金轉移到外地的“抽水機”困局，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可能是積極探索和發展具有直接融資功能的地方化、專業化中小銀行體系。而這些地區性的中小商業銀行，其經營業務范圍應被限制在特定地區內，專門服務于特定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滿足實體經濟部門的各種融資需求，將自身的盈利空間和生存發展機會，與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機會充分融合在一起，互利共贏，共生共長等。

　　張杰還建議，大力加快發展具有直接融資功能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針對逐步興起的各種天使基金、風險基金以及公募私募基金等新型金融機構，在主動設計和制定有效監管金融制度的基礎上，引導這些基金資金優先流向和支持破除關鍵技術短板和建設制造業全產業鏈自主創新能力體系的特定領域企業，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