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長期化背景下，我國提出“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意味著，擴大居民消費，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居民消費率一直處于偏低的水平，甚至在城鎮化加速發展的近些年，居民消費率不升反降。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阻礙居民擴大消費？這些“攔路虎”，又該如何徹底移除？

　　居民杠桿率過高

　　相對于發達國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我國居民消費率確實較低。

　　發達國家消費率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收入國家一般是60%左右，而我國2018年還不到40%。

　　從居民消費率與城鎮化關系看，盡管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率提高較快，但并沒有伴隨居民消費率的提高。

　　測算顯示，由于城市人口消費是農村的2.7-3倍，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會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但我國情況并非如此。

　　我國戶籍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24.7%，增長到2018年的43.37%，增長約1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最終消費率卻從63.9%下降到55.3%，居民消費率從46.96%降到38.7%，消費率不增反減。也就是說，我國城鎮化建設，并沒有帶來消費率的增長。

　　實際上，農村居民變為城鎮居民，并不必然帶來消費能力提升。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大，是由收入、財富狀況決定的，并不是由身份決定的。

　　我國農村居民落戶城鎮，之所以沒有起到擴大消費作用，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總體而言，農民工、農村居民收入低，落戶城鎮后收入并沒有隨之增長，也就不一定能擴大消費。這是從落戶城鎮之后的收入角度談的。201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農村居民的2.64、2.11倍，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962元，除去房租、生活費后所剩不多。

　　另一方面是城鎮家庭債務負擔較重。農民即使落戶城鎮，有了較高收入，也難以擴大消費。這是從落戶城鎮后的支出角度談的。有研究表明，家庭杠桿率每升高1個百分點，城鎮家庭人員實際消費支出就會下降0.11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指出，2018年末，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60.4%，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平均39.9%)處于較高水平，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住戶部門債務余額/可支配收入)為99.9%。就是說，家庭收入僅夠償還債款，哪還談得上消費。這還是就總體而言的，其實城鎮居民家庭杠桿率更高。

　　出現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價高企并上漲快，城鎮居民家庭通過按揭貸款等方式購房，家庭債務對消費的擠出作用非常明顯。截至2018年底，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在整個家庭債務中的占比高達68.27%，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占可支配收入的47.4%。

　　因此，城鎮化建設固然能夠擴大投資，但并不一定能帶來消費率的提高。

　　實際上，我國居民收入主要用于購房支出，而居民購買商品房不列入消費支出。也就是說，房價過高使得家庭負債過重，遏制了居民家庭消費。

　　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后，消費增長快速。我國2009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居民消費率為35.4%，但隨后居民消費率并沒有大幅提升，到2018年僅上升4個百分點。

　　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房價大幅上漲，居民開始將收入更多用于購房，居民家庭杠桿率從不足20%迅速增長到目前的60%，許多家庭為了將來購房而壓縮消費進行儲蓄。

　　從2003年至2018年，我國房價年均上漲率達到12%，這不僅制約了居民較長時期的消費，而且之前的積蓄也被極大耗費。

　　有意愿，還要有能力

　　消費水平的提升，主要取決于消費能力。而消費能力的提高，主要受收入影響。

　　盡管多年來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增長很快，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萬元，但居民消費率仍然不高，許多居民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并不多。

　　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居民部門收入占比偏低。也就是國民收入分配給居民部門的比例不多。居民部門是消費主體，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不高，就會限制消費總量。我國居民部門收入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67.5%降為2018年的42.7%,遠低于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占比(60%以上)。

　　另一個是居民收入差距大。研究表明，2003年至2017年，我國基尼系數從未低于0.46，高于國際警戒線0.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超過4億人，僅占總人口的30%，遠未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使得國民收入中分配給居民部門的部分，沒有最大限度用于消費。雖然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但廣大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卻仍然很低，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較高。

　　這就造成，在一部分居民進行奢侈消費的同時，一部分居民的合理需求卻得不到滿足；一部分居民有消費能力但消費意愿不足，一部分居民有消費意愿但沒有消費能力。

　　另外，隨著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費也面臨升級換代，消費內容、消費形式等都有了新的要求，更加注重產品和服務品質，更加注重消費環境等。

　　但很多地方的消費市場，并未跟上居民消費需求的變化，使合理的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想消費又不敢、不愿消費，嚴重制約了消費率的提升。

　　如，服務性消費供應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當前，我國居民食品消費比例在降低，而對教育、文化、旅游、醫療等服務方面的需求在擴大。但目前國內教育、文化、旅游、醫護、養老等服務市場，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如，一些消費產品品質不高。我國企業生產能力并不低，但長期存在對內對外兩套標準等問題。即使是國產貨，出口的也比國內的質量高，這導致很多居民跑到國外購買中國制造產品。此外，多樣化、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的大規模生產供應模式仍占主流，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最后，消費環境仍不能讓居民完全放心。如擔心上當受騙，或者上當受騙后無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目前，各地都在強調優化營商環境，注重為企業提供優質服務，但同時也要強化市場監管，盡最大努力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隨著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快速提升，注重維護消費者權益，嚴厲打擊生產經營者制假售假行為，營造良好的市場消費環境，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重生產，更要重消費

　　充分發揮消費的穩經濟作用，既需要宏觀上理清消費、投資、外貿等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中觀上處理好擴大消費與推進城鎮化、提高居民收入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微觀上提高消費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優化消費環境。

　　要深刻認識到，消費不僅是滿足人們物質文化需求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既要重視發揮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也應在擴大消費的同時，推動投資、外貿協調發展，實現“三駕馬車”并駕齊驅。要切實把握好度，既要注重擴大消費，也不能過度依賴消費，使消費處于合理區間。

　　推動城鎮化與居民消費同步增長。要堅持“以人為本”推進城鎮化，嚴格落實“房住不炒”要求，嚴禁投資投機房地產，降低居民家庭負債率。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力開展農民工技術培訓，提高其技能水平，提升其勞動收入。

　　持續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部門收入占GDP的比重，推動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合理分配。建立和完善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價格由市場決定，并按貢獻大小進行分配的機制。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居民整體消費能力。加強對低收入、貧困群體的生活補助。

　　著力提升消費產品和服務質量。明確產品和服務質量標準體系，推進國內標準與出口標準一致。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相適應，建立適合消費需求特點的高層次消費市場。針對需求變化新特點，大力扶持幼兒護理、醫養結合等產業發展，規范教育、文化培訓等服務市場，推動服務業健康發展。

　　引導各級政府改變“重生產、輕消費”的思維慣性，全面加強消費軟環境建設。加快形成“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引導生產經營企業更加注重誠信，更加注重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強化市場監管，發揮消費者舉報獎勵在凈化消費市場中的作用，有力有效提振居民消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