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幫困、改善民生，實現小康，既是當今社會的追求，也是古代社會的理想。古代留下的扶貧救災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些體現出先進的治理理念和高超的治理能力。

　　范仲淹的“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指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其實，在扶貧救災工作中，同樣存在“供給側改革”的問題。

　　沈括的《夢溪筆談》中記載了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扶貧救災的故事。

　　皇祐二年（1050），吳中發生大饑荒，餓死者的尸體遍布道路。此時范仲淹主管浙西，調發國家倉庫糧食，募集民間所存的錢物來賑濟災民，救荒之術非常完備。吳中百姓喜歡比賽舟船，愛作佛事，范仲淹就鼓勵民間多舉辦賽事，太守每日出游宴飲于西湖上。自春天到夏天，城中居民大規模出游，盡情玩賞。又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告諭他們，災荒年間民工工價最低，可以趁此大力興建土木工程。于是各個寺院都興建土木。官府也翻修倉庫和官吏住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

　　但監察機關彈劾杭州長官不體恤百姓，荒廢政務，嬉戲游樂毫無節制，以及官府、私家興建房舍，傷耗民間財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擬奏章，申述因為飲宴和興造房舍的緣由，是要調發有余的錢財來救濟貧民。那些從事貿易、飲食行業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養活的，每天大概可達幾萬人。救濟災荒的措施，沒有比這一做法更好的了。這一年兩浙路（北宋地方行政區，包含杭州）災區唯有杭州平安無事，百姓沒有流亡。

　　范仲淹在扶貧時注重了方式方法，他將扶貧物資的“直接供給”改為“間接供給”，留下了一段扶貧佳話。

　　劉晏搞起了“大數據決策”

　　古代扶貧救災也提倡精準化，以避免資源損耗，使那些真正需要被幫扶的對象能獲得更多資源。在古代，精準扶貧做起來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傳遞不夠及時和不對稱。

　　這方面唐代改革稅賦的杰出人物劉晏就做得很好。他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國性的經濟信息網絡，搞“大數據”。雖然唐朝沒有“大數據”一詞，但其原理和現代“大數據”差不多。史料記載：“劉晏初為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這句話的意思是，劉晏擔任轉運使時，用豐厚的報酬招募善于走訪的人才，察訪報告各地的物價，即使遙遠的地方的物價，用不了幾天也能送到轉運使官署。通過這種方式，就能調節物價高低，讓全國物價保持平穩。

　　張養浩改革貨幣制度

　　元代著名文學家、政治家張養浩在出任陜西行臺中丞前往救災時，遇到了基層官員營私舞弊的情況。

　　原來，元世祖忽必烈建上都城后，聽從開國軍師劉秉忠的建議發行紙幣，并將其作為主要貨幣在全國大范圍流通。但由于當時的印刷條件所限，紙幣在長時間使用后，極易造成字跡不清或票面破損，這就給了某些基層官員可乘之機。

　　在張養浩抵達陜西前，當地負責救災的官員曾經給百姓們發放了一些紙幣，這些紙幣大都字跡不清或票面破損。當時一斗米值十三貫錢，百姓手中的紙幣稍有不清或破損就不能用，只得到府庫中去調換，而那些奸刁之徒就乘機營私舞弊，把十貫錢兌換成五貫，民間怨聲載道，差點就釀成了大規模動亂。在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是無解難題。

　　了解歷史的知道，元政府賑災主要有四種方式：一是開倉放糧；二是禁止釀酒，節約糧食；三是發放紙幣；四是糧、鈔并賑。從賑災方式來講，陜西基層官員給百姓發放紙幣并沒有錯誤，紙幣字跡不清或票面破損也不能歸因當地官員，但這些官員不該利用當時紙幣缺陷的漏洞去魚肉百姓。

　　張養浩到任后主動作為，用良幣驅逐劣幣。第一，他命令部下清點陜西錢庫里無損耗紙幣，共1850余萬貫。第二，他讓部下在這些無損耗紙幣背面蓋上印記，又印制了十貫和五貫的小額紙幣發給災民。第三，他令米商憑紙幣上的印記把米賣給災民，然后米商再到府庫兌換相應的銀兩，這樣一來，那些奸商污吏再沒辦法營私舞弊了。

　　（作者為中國教育電視臺副總編輯，本文編輯整理自“宣講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