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時節，萬物復蘇。走進山東省蘭陵縣向城鎮朱村，村內是干凈整齊的街巷，三兩過往的村民，正在老年公寓門前搖椅上曬太陽聊天的老人，處處顯現寂靜祥和之態。村外則是整齊的蔬菜大棚相連，走進棚內，那一抹嫩綠在這初春里格外鮮亮，讓人心曠神怡。

　　然而，誰又能想到這么一個溫暖的村莊，在上世紀卻是個“鄰里不睦、婆媳不和、兒女不孝，社會穩定差、村容環境差、村風民風差、致富意識差”的“三不四差”村？10多年下來，又是經歷了怎樣的變革，讓這個村成為了周邊村民艷羨的全國文明村、致富模范村？記者帶著疑問，走進朱村，探尋它的逆襲之路。

　　不想受窮就先向陋習宣戰

　　朱村地處蘭陵縣西南部，村民大都以種植蔬菜為經濟來源，與多數農村一樣，村里的婚喪嫁娶、紅白喜事，始終是最受村民重視的頭等大事。以前，朱村村民辦喜事，名頭可謂繁多，比如“下福字過紅”、吹喇叭、親朋鄉鄰隨禮、酒席吃兩三天……辦喪事同樣不遑多讓，準備棺材、修墳墓，前后整7天，流水席不斷，火化后再裝棺，且由于沒有公共墓地，多數要將死者安葬在自家農田里。

　　“莊戶人家族觀念強，誰家辦事村里沾親帶故的都會來幫忙，門戶大的光幫忙的都能達到上百人，酒席能做上百桌，加上煙酒、孝布、鞭炮、喇叭……一場儀式辦下來一般花銷都要三四萬元，多的甚至七八萬元，好多家庭都因此欠下債。”說起曾經紅白事辦理的狀況，村黨支部書記宋體申記憶猶新。

　　上世紀90年代初，當過10年合同警的宋體申回到村里，被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上任后這位“當家人”很快發現，村里不光人均純收入遠低于周邊村，還普遍存在“三不四差”的現象，調解家長里短甚至快成了村干部的主業。

　　紅白理事會成員宋懷明介紹：“以前村民是一個看一個，誰家辦事多少菜、用的什么煙酒、給管事的多少謝禮，等自己辦事的時候不能比別人辦低了。因為大辦紅白事，全村幾乎沒有一家不拉著欠賬的，有的農戶要是連著辦幾場，只能是新賬摞舊賬，眼看著日子就沒法過了。”

　　當時，縣里正鼓勵發展蔬菜大棚，周邊不少村子都靠著種大棚蔬菜致了富。而在朱村，因為沒有建棚的錢，村民們只有眼饞的份。很多村都陸續住進了新農村社區里的亮堂房子，朱村卻仍舊是一幅破爛光景。

　　要想把村子治理好，關鍵在去陋習轉觀念。在宋體申看來，陋俗不光困擾著當下，更侵蝕著村子的未來。因此，宋體申還將自己治村的第一炮，放在了向陳規陋習宣戰上。

　　遭遇抵觸千年舊俗難破除

　　不能再這樣下去！1998年，宋體申開始在朱村推行紅白事簡辦，借鑒一些地方實行的紅白理事會制度，在村里制定相應的規章。請多少桌、上多少菜、用什么煙酒、使幾輛車，事無巨細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目的只有一個，壓下大操大辦的歪風，幫村民捂緊錢袋子。”宋體申說。

　　為落實規章，村里的黨員干部更是充當起了“糾察員”的角色，誰家有了紅白事，不光跑前跑后幫著張羅，遇到有違規的，還得硬下心、黑起臉來制止。

　　然而村民并不買賬。“我們自家的事，花自己的錢，想怎么辦就怎么辦，我就沒聽說還有管這事的，你們是想出名還是想升官？”“一輩子的人生大事就得熱熱鬧鬧的，辦得這么寒酸，叫人家笑話！”“來的都是客，人家其他村都是這么干，總不能把人攆走吧？”……

　　在那個物質生活剛剛走向富裕的年代，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和村里人要面子的思維，讓朱村的移風易俗之舉處處碰壁。村里有戶人家辦喪事，為了想按舊俗辦理，全家老小找到村委會哭訴，請求網開一面；有些村干部的親朋好友因辦事被阻止、被罰款而心生嫌隙不再與其往來；還有的見村干部來阻止，直接動起了手。

　　堵路、罰款、大喇叭里點名批評……朱村“兩委”幾乎用盡辦法，也沒有換來村民的支持，村“兩委”也成為眾矢之的。“陳規陋俗非常頑固，管得緊就略有收斂，管得松又死灰復燃，在最初推廣的10個年頭，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宋體申說。

　　村中氣象難改，讓宋體申頭痛不已。不過，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宋體申查找出兩個失敗的原因：一是認可度低，未能真正使村民服氣；二是措施不得法，遭遇“執行難”。10年的摸索試錯，宋體申帶領的朱村，逐漸找到了一些切實管用的法門。

　　民主治本催生全國文明村

　　2009年，經過系統地總結提升，宋體申在朱村“卷土重來”。

　　“民主協商，不搞‘一刀切’。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家每戶發征求意見稿，既可以讓大伙兒充分提意見，還能做好前期的宣傳發動，打消村民的逆反心理。”宋懷明說。

　　就這樣，朱村的紅白理事制度的所有條款，逐條經由黨員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表決協商，聚攏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心氣之后，新的制度出爐了。

　　翻開朱村的《紅事理事制度》，包含“祝喜規定”“女方出嫁規定”“男方結婚抬嫁規定”“招待飯菜標準”等13個大項、百余個小項，《白事理事制度》也包含“幫喪人員名額規定”“破孝范圍”“客人掛賬規定”等12個大項、70余個小項。這份誕生于2009年的村規民約，從誕生之日起就被有效執行，一直持續到現在。

　　“協商表決提升了制度的合理性，也讓村民更容易認可和服氣。一方面，村民親身參與表決，代表的廣泛性決定了制度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對不同意的條款，按照村民的意愿進行修訂后重新表決，相關制度從村干部的一廂情愿升級為絕大多數村民發自心底的真實意愿。這樣的制度更合情合理。”向城鎮黨委書記肖欣說。

　　基層社會治理中各項工作的推進，都是在法制框架之內，倡導移風易俗也不例外。據了解，朱村還主動聯系鎮司法所逐條審核把關，確保相關制度合情更合法。

　　有了好制度，關鍵還要精準執行下去。在蘭陵農村，每逢有婚喪嫁娶，主家習慣找“大總管”來主持大局，調配人財物。朱村“兩委”利用這一特點，對村里所有“大總管”進行統一管理。

　　2009年，新的紅白理事制度制定后，一戶村民在辦理喪事的時候違反規定“跪棚”。紅白理事會“監督員”發現后匯報給村委，村委對主持事的“大總管”撤職，對辦事的村民按規定進行了處罰。“這件事在村里影響很大，都是村里的能人，罰款事小，丟了一輩子最看重的面子可是大事。”村委會主任宋懷國說。

　　精準執行還表現在一視同仁，毫無偏私。一位村民去世后，因其親屬系某單位領導，交際面廣，前來幫喪、吊唁人數超標，而“大總管”因為多喝了兩杯未能及時制止，最后“大總管”和主家都受到相應處罰，并未因為干部家庭背景而網開一面。

　　以紅白喜事簡辦為切入點推進移風易俗，朱村在邁出關鍵一步的同時，也讓以宋體申為首的村“兩委”積累了治村經驗。后來，朱村先后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制定了《村民行為規范》《“三大堆”清理規定》《公共設施維護規定》等10余項村規民約。這些群眾認可度高、操作性強的朱村“小憲法”，再造了朱村的精神氣質，助其獲評2017年“全國文明村”稱號。

　　提升服務營造文明新風尚

　　盡管朱村多年前已普遍實行火葬，然而提前修墳、骨灰裝棺再葬和亂埋亂葬現象一直屢禁不止。宋體申告訴記者：“一座普通的雙穴墓占地約20平方米，如果墳墓位于田地中央，這塊地基本上就失去了建設大棚的條件，且無法流轉成片開展機械化作業，土地資源浪費嚴重。”

　　對朱村這樣嚴重依賴蔬菜種植，且人均耕地只有近一畝的農業村來說，逝者與生者爭地的狀況日益“火燒眉毛”。要使“新風”替代“舊俗”并穩穩扎下根來，需從補齊農村公共服務短板、創新村級治理模式等方面共同發力。

　　2014年，朱村在村里規劃建設“微型墓穴”，不再使用棺木。公墓建設的過程中，村里有去世的老人，紅白理事會成員第一時間靠上進行動員。但由于沒有先例，逝者家人并不同意進公墓。

　　2016年，宋體申父親去世。當時，他的弟弟已經給父親在別處安排好了墓地，但宋體申堅定地告訴他：“我是黨員干部，我必須要帶頭執行村里的規章制度，讓父親進公墓。”就這樣，宋體申第一個將父親葬在公墓里。

　　“村黨支部書記帶頭執行喪葬制度，這筆賬大家伙兒都能算得清，現在的喪事辦理制度省錢省心，比以前那套強多了。再說，老人生前多孝順孝順，不比啥都強啊。”村民宋加貴說。

　　與一些地方以“嚴刑峻法”強推的路子不同，朱村將發力點放在了補齊殯葬服務短板上。村集體購置了靈車、水晶棺等設施，并配備相應的服務，村民都可無償使用。“原先一口棺材就得好幾千元，現在整個喪事辦下來都花不了幾個錢，還一樣體面，村民都很擁護。”村民宋體棟說，“現在每冢墓只占4平方米的地，只需一畝多地就能基本滿足全村數10年的殯葬需求。”

　　為全面推進移風易俗，提升鄉風文明水平，近年來，朱村根據村里的實際情況，在全村開展“模范黨員”“好媳婦”“好婆婆”“好妯娌”“五好家庭”“模范老人”等評選活動，后來又陸續設置了“好少年”“三八紅旗手”“遵紀守法振興經濟模范家庭”等獎項。通過活動的開展，村“兩委”看到了村里發生的可喜變化，進一步堅定了開展先進典型評選活動的信心，并作為一項長期的重要工作堅持了下來。

　　20年來，朱村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三不四差”村，發展成為周邊村民艷羨的全國文明村、致富模范村。一個重要的驅動力是村級治理模式的改變，村“兩委”從純粹的“村級事務管理者”，更大程度上過渡為“公共服務提供者”。“朱村經驗已在全縣農村廣泛推廣。我們鎮里也結合美麗鄉村建設、美在農家等活動大力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開展。目前，全鎮112個自然村全部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已投入使用的公墓有8處。”肖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