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故宮博物院在單霽翔院長的帶領下，正變得越來越可愛。他所引領的博物館文化時尚，無疑成為中國文化新的品牌。以學者的睿智，通過“市儈”的手段，打破博物館的墻，讓更多人走近博物館，接受博物館教育，這是一位學者型領導對其在國家文物局局長之任上提出的振興博物館的政綱所進行的有益實踐，值得稱贊。

　　單院長說，故宮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懂得其價值的觀眾之多寡。顯然，他并未滿足于皇宮所帶來的先天優勢。學者單霽翔“用五個月的時間，磨破了20雙布鞋，走遍了故宮1200個建筑9371間房，查看了1807558件收藏文物”之后，他用撰寫博士論文的態度和方式，對故宮按步驟、有規劃地進行了一番改革，其中就包括年銷售額達10個億的文創產品開發。

　　專業水準，不僅僅在于掌握學科的專業技能水平，還是一種工作態度和處事方法。筆者認為，作為博物館這樣一個負有社會教育功能的科研機構的當家人，都應當向故宮掌門人學習。

　　我們要向故宮學什么？如何更好地為公眾捧出博物館文化產品？什么是博物館的文化產品？僅僅是文創產品？顯然，不是。從大的概念來看，博物館的文化產品包括了研究成果（專著、圖錄）、陳列展覽、社教活動。201 5年，《博物館條例》這樣定義：“博物館，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目的，收藏、保護并向公眾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經登記管理機關依法登記的非營利組織。”可見，博物館最重要的三大功能，即教育、研究和欣賞，而其他功能，正是圍繞這最基本的三個功能而延伸出來。

　　博物館的藏品實力是博物館聲譽之所在，是軟實力中的核心。沒有一流的藏品，不能稱之為一流博物館，但沒有一流的陳列，卻不影響其成為一流博物館，比如法國的盧浮宮。故宮的藏品無疑是世界一流的，故宮博物院無可爭議地成為世界一流的博物館，但僅僅滿足于藏品還是不夠的，科研力量是博物館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在火熱的故宮文創背后，除了公眾對故宮文化的價值認定，更多的是基于故宮博物院的基礎科學研究。

　　以創建“學術故宮”為宗旨，故宮博物院創建了故宮研究院，下設一室十四所，即研究室、故宮學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明清宮廷歷史檔案研究所、古文獻研究所、古建筑研究所、宮廷戲曲研究所等機構。2013年8月，故宮博物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報成功。從中可以看出，故宮研究院的下設研究機構遍及博物館科研的各個門類，從藏品研究到文保技術研究，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其近幾年豐碩的社會效益，正是基于對藏品研究、陳列研究的基礎上。而社會效益必然帶來經濟效益，也就是單院長所說的觀眾對故宮文化的價值認可。

　　從嚴格意義上講，近年來最惹觀眾注意的文化創意產品正是博物館教育功能的延伸物和成果。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傳統博物館部門分工中，旅游紀念品的管理和導購歸屬博物館的社會教育部門。觀眾通過豐富有趣的導覽參觀后，受到博物館文化的感染，接受到深入淺出的社會教育，于是把博物館所要展現的文化因子記在心里，并且把博物館“帶”回家，每一個具有博物館特色的文創品成為一份獨特的紀念品。

　　近十年，博物館事業大步發展，博物館文化主題的旅游紀念品向國際接軌，文創品設計、開發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且漸成體系。文物是歷史的載體，一件文物可以承載多個歷史信息，如何將歷史信息開發出來并融合當代藝術形成文創品，最基礎的工作是基于對文物歷史信息的了解與發掘。誤讀文物歷史信息的錯誤開發，會造成不良的社會效果，最典型的就是前幾年有關唐三彩的陳設爭議。沒有歷史信息為支撐的文化商品，僅追求形式的文創品，終究是無法被市場真正地接納，不要說想要收獲利潤，甚至投入的成本都無法收回。

　　文物的展示是博物館的獨特語言，離開了“以物說史”這個基本原則，博物館就不能稱之為博物館，博物館一定是要用文物來說話的。盡管與故宮相比，很多省市級的博物館都沒有與之相抗衡的藏品，盡管先天弱勢，但在向故宮博物院學習中，我們仍然需要在對自身館藏了解、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教育、研究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