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給差評后遭騷擾外賣小哥因差評被罰款匿名評價形同虛設

　　外賣平臺差評機制緣何成矛盾“導火索”

　　調查動機

　　通過外賣平臺訂餐，已然成為不少人的就餐選擇。出于暢通消費者維權及內部管理等方面的考慮，外賣平臺大多設立了對外賣小哥的評價機制。然而，這項評價機制在實踐中卻有些走樣——消費者對服務不滿意給差評，外賣小哥因此被罰款白干一天，雙方的矛盾由此引發，甚至出現一些糾紛。一項有著良好初衷的評價機制，緣何成了矛盾“導火索”？

　　訂了外賣，超出送達時間一小時。打電話問外賣小哥，外賣小哥掛電話；打電話問商家，商家說外賣小哥沒來取餐。

　　餓了一個多小時，北京市民蔣雪蓮準備投訴。商家一直向她解釋外賣小哥的各種不容易，客戶投訴會導致外賣小哥被扣錢。

　　最終，蔣雪蓮選擇了自認倒霉。蔣雪蓮這么做，并非因為接受商家的勸說，而是擔心因投訴或給差評引起騷擾、報復乃至更極端的行為。

　　這些擔心并非杞人憂天，而是已有案例出現。“雖說網購、外賣等都有用戶評價機制，但看看那些因給差評引發的威脅、傷人事件，誰還敢投訴、給差評。”蔣雪蓮說。

　　給差評后遭遇了什么

　　“我可能有些執拗，但真的忍無可忍。”今年，北京市民雪琪兩次點外賣后都給了差評，這在朋友看來是“女漢子”才敢做的。

　　第一次，雪琪點外賣時特意囑咐加紅油，但收到外賣時卻發現是清湯白水。雪琪與商家交涉，得到的回復是：“不好意思，廚師是新來的，忙中出錯了，您將就著吃吧，下次不會這樣了”。

　　“說完這句話，商家直接掛斷了電話。對于這種態度的商家，當然要給差評。不過，想到外賣小哥提前送到了，我就給商品打了1星，給外賣質量打了5星。”雪琪說，她再次進商家主頁查看時發現，商家主頁顯示，她對這單外賣給出的分數是平均分3分。“我后來才知道，如果想讓那一單只有1分，就意味著我要給外賣小哥差評1分，但外賣小哥會因此被扣幾百元工資。最后還是心疼了一下外賣小哥，放棄了給差評的想法。這次經歷讓我知道，即便準時送達，外賣小哥還是會因為這樣的評分系統受到連累”。

　　第二次給差評是因為某外賣平臺開通了準時送達服務，如果超時將賠償。“那次，我是在一個比較偏的地方點單。一般在那個時間段點餐，送達時間會比預計時間晚20分鐘。我當時想試一下外賣平臺的準時送達服務是否真的能準時送。點餐后，過了準時送達的時間，但外賣員在離我還有兩公里遠的時候點了已送達。”雪琪說，她選擇了投訴。

　　不過，令雪琪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外賣小哥就打來電話央求撤銷投訴。“外賣小哥說，他因為這個投訴被扣了300元。接到這個電話后，我就問客服‘撤銷投訴，我應該怎么做’。之所以這么說，我想試探一下平臺是否關心客戶因為什么原因撤銷投訴。結果，客服很快回復，‘如果你同意的話，我這邊就幫你撤銷投訴了哦’。確認同意撤銷投訴后，外賣小哥再也沒聯系過我”。

　　“通過這兩次投訴，我意識到，一些媒體報道的外賣小哥與客戶之間的各種糾紛，都是這種簡單管理手段下的產物。是外賣公司把外賣員和客戶放到了對立面。”雪琪說。

　　后臺可查誰給了差評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者，一些外賣平臺對旗下“騎手”設定獎罰制度，比如未在規定時間內送餐，外賣“騎手”就要被扣20元；如果顧客投訴(超時是被投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要被扣200元。然而，外賣“騎手”一個月的底薪只有三四千元，而且必須保證一個月送餐600單以上才能拿到底薪。超過600單再按每一單獎勵，而一旦被扣錢，相當于3單白送，被投訴相當于一天白干了。

　　顧峰(化名)是一家外賣平臺的配送員，他告訴記者，上崗前，平臺會就防止投訴或者差評進行相關培訓。比如，如果顧客不接電話，一般情況都是等5分鐘發個短信，短信內容類似于“您好，我是××配送員，我給您送餐，您不在，只好先送其他的，看到請速回電話。祝您用餐愉快”。“這些都是有模板的。如果時間很短，那就要先回來給這個顧客送；如果確實走遠了，那就要和顧客商量。另外，對于撒餐漏餐的情況，一定要對顧客說明。如果顧客說沒事，那就不用賠了；如果有些餐食沒湯吃不了，那多數是要賠的。我就賠過一碗牛肉面，30多元。用我們站長的話說，差評和投訴取決于你的服務態度，超時決定不了投訴，態度才是決定性的。另外，如果有顧客給我們差評，我們不會被扣錢，只有服務態度不好才會被扣錢”。

　　同時，顧峰還向記者透露，很多平臺所謂的“匿名評價”根本無法匿名。一些消費者的經歷證實了這一說法。

　　上個月，因為外賣超時問題，北京白領劉蕊給外賣小哥一個差評。隨后，劉蕊接到外賣小哥的電話，問她為何要給差評。放下電話，劉蕊意識到一個問題，自己明明是匿名評價，為何還會接到這通電話？

　　今年9月，北京市民楊春偉點的外賣比預期時間遲了1個小時才送到，因為外賣小哥在餐廳拿錯餐。送達半小時后，外賣小哥開始給楊春偉打電話，質問他為何給差評。“我說沒有給差評，他說拜托朋友在后臺查了。后來，外賣小哥發短信說是商家給了差評。這說明外賣小哥在幾分鐘內就可以通過后臺查到是誰給了差評，所謂的匿名評價毫無匿名之用”。

　　對此，顧峰并沒有多說后臺查詢的具體方法，只是表示，“外賣小哥可以在一天之內根據歷史訂單查看消費者的姓名、地址、聯系方式。一般來說，訂單完成一天后，App會自動屏蔽客人的信息。可是，只要客人一評論，后臺還是可以馬上查看到。所以，客人可以在訂單完成第二天再評論，這樣外賣小哥雖然能回憶起是哪單給的差評，但他記不住客人的信息，除非外賣小哥有每天截屏記錄客人信息的習慣”。

　　評價懲罰機制受詬病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對于差評機制，不少外賣小哥表示“很無奈”。

　　同樣在北京做外賣小哥的胡海成說，現在經常有報道送外賣騎行逆行以及傷亡的新聞，“我們也很無奈，送餐時間卡的太緊，我們的規章制度特別嚴，一個投訴電話就會罰款”。

　　胡海成說，罰的最嚴重的就是外賣員提前點了送達，罰500元。一般投訴會罰200元，但也分情況，有時候也會罰500元，有時候會飆升到2000元。對于這一點，顧峰倍感認同，“客戶打電話投訴，只要說四個字：態度不好。那么外賣小哥的2000元就沒了”。

　　今年7月雨季，胡海成從中午一直忙到晚上，中間沒有時間喝上一口水。當時有一個外賣，遲了半小時，“我一直給客人道歉，但一下樓人家就給了我一個差評”。因為這個差評，胡海成被罰了200元。

　　對于給差評的原因，顧峰說，“大都是因為送得太慢了”。然而，慢的原因卻很多。“有時候并不是外賣小哥的問題，但客戶在憤怒的時候哪聽得進解釋。送慢了得差評，無論什么原因，外賣小哥都還能想得通。可是，因為商家做得不好吃，連累外賣小哥一起被差評，這種情況就讓人特別上火了。公司不會聽解釋，只會要求外賣小哥取得客戶諒解。”顧峰說，“但是，并不是每個客戶都能說得通。所以，碰到一些聽不進解釋的客戶，就等于白白辛苦一天。”

　　“一些外賣平臺對差評的處理方式比較粗暴。一個差評就扣兩三百元，也就是說，外賣小哥幸苦一天的工資會因為一個差評全部打水漂。另外，外賣小哥的申訴渠道很少，大都只能想辦法取得客戶的原諒。”曾對外賣市場做過調研，也曾經試水外賣行業一年多的程瑞對記者說。

　　“服務評價系統涉及三方的利益——消費者、服務人員、公司管理層。設立服務評價體系，當然是為了維護公司管理層的利益。因為管理層的利益與公司收入掛鉤，而公司收入又與消費者選擇有關。服務人員的工作質量與態度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選擇以及公司收入。自然，公司管理層需要服務評價體系。”程瑞說，管理層在采用服務評價體系后，配套的就是對差評作出處理。“客觀地說，消費者給差評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服務人員的錯。比如送餐太遲，不一定是快遞不盡心，可能是受惡劣天氣影響。可是，在差評處理措施上，管理層往往選擇了懶政，不會去分辨消費者給差評的原因，而是認為只要扣錢就能解決問題”。

　　在受訪的業內人士看來，消費者給差評成為管理層克扣工資的理由，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原因。作為服務人員，對于差評沒有申述機制，只能默默接受差評帶來的結果。

　　“評價體系原本是用來提升服務水平的輔助手段，但是企業管理層并沒有以這種方式使用評價數據，也沒有提升服務水平的配套程序，這就造成了只能由服務人員或被服務者來承受相關的矛盾。”程瑞說，當然，服務評價體系對消費者維權也是重要的，不能說差評會給“不容易”的人帶來壞處就不使用。如果想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對服務評價體系做進一步細化。差評需要給出原因，同時服務人員可以申訴辯解。公司根據差評的具體原因，或懲罰服務人員或改善客觀條件。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孔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