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企業家曹德旺因攜10億美元赴美投資而引發各界對中國企業稅負問題的大討論。其后僅過半年，福耀玻璃再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近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俄亥俄州一家中國工廠的文化沖突”的文章，直指福耀在美設廠遭遇用工、生產安全和文化沖突等問題。文章說，一些工人質疑福耀是否真的想按照美國監管標準在當地生產經營。

　　對此，曹德旺本人上周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正面回應，稱報道不實。針對《紐約時報》稱福耀正面臨激烈的工會運動，國內媒體又將這一內容轉述為工人游行，曹德旺表示“福耀 2000多工人里只有幾十個參加了工會會議，而且這是工人在廠區外參加活動，福耀無權干涉。”

　　看到這一事件，可能很多人會聯想起上汽集團以40億巨資在韓國并購雙龍汽車的案例。上汽集團曾在2004年投入5億美元購買了雙龍汽車近半股份，當時被稱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典范。

　　但在此之后，雙龍的韓國工廠多次發生工會帶領下的工人罷工，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營。在連年虧損后，2011年上汽將瀕臨破產的雙龍轉手給印度馬恒達公司。

　　那么福耀玻璃是否又碰上了類似雙龍這樣的“包袱”？是否又會成為另一個跨國并購帶來的深刻教訓呢？

　　盡管走出去的過程遇到挫折，但這是中國企業走向發達國家市場必經的學習步驟，對此大可不必過分悲觀，不必放大福耀事件的影響，更不必為了一些細節上的沖突而夸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

　　只要回頭看一看，就會發現多數優秀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包括海爾、聯想等國際知名品牌，當一開始在海外投資設廠之初，同樣也曾遭遇這樣或那樣的難題，它們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都遇到過磨合期和低谷期，然而只要認真對待、虛心學習，那么在克服一些表面的障礙以后，多數企業都取得了投資的成功。

　　嚴格來說，中國企業長期以來更習慣于跟海外的合作伙伴做貿易，因為貿易總體上是由一筆又一筆的買賣所構成，只要交易對手足夠誠信，只要每一筆生意都能夠獲利，貿易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

　　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赴海外投資則是遠比貿易復雜得多的工作——海外投資絕不僅僅是做生意那么簡單，而更像是一場婚姻，需要像經營家庭、經營感情一樣去經營投資的事業。

　　企業在海外設廠，就像是把新媳婦嫁到外地，她要熟悉“婆家”，要熟悉當地的語言、當地的文化和當地的法律法規，這里面涉及要對投資國的整體市場環境、法治環境、稅收規則、雇傭關系、社會保險和工會制度等有全面的把握，這里所牽涉的軟硬環境，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疏漏，都有可能影響到投資的成敗。

　　事實上，福耀從1995年進入美國市場，很長時間內在美國的發展就是以貿易為主。但隨著中國制造業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國內政策又鼓勵企業“走出去”，再加上美國政府支持制造業回流，由此福耀審時度勢選擇在美投資建廠。

　　任何工廠在快速擴張過程中，都會遇到一些挑戰。福耀并不是唯一一家面臨工會問題的企業。大約在40年前，日本的本田公司在俄亥俄投資也面臨相同的問題。40年過去了，本田在俄亥俄雇傭了1.3萬人，與各利益相關方都保持了緊密的關系。

　　跨國投資本土化本身就是一個世界級難題，特別是汽車制造業及其產業鏈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這些企業會大量雇傭當地人，而且往往都有自己傳統的管理模式。對于每家跨國企業都會遇到的本土問題，解決之道就是要有準備、有耐心、并且善于借勢。

　　比如在當今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國的法律像美國那樣細密，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訴訟頻繁，這幾乎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外國投資人赴美投資，如果不充分考慮美國的上述國情特點，都可能要付出學費，走彎路。

　　對此，中企在赴美投資前，要集中精力去主動識別和理解中美經營制度環境的差異，不要事后被動應對，而是應當把法律和合規成本算足，把人的因素考慮到位，把“軟因素”當“剛需”來解決。

　　比如有市場人士認為，“嚴格遵守美國勞工法律”和“保障企業高效運轉”存在矛盾，他們舉例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工會的強勢導致勞動成本過高也是拖垮美國汽車產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換個角度看，遵守美國法律未必全都是代價和負擔。在很多時候美國法律也可能成為資源，是價值所在和潛力所在，前提是需要中國企業真正做到入鄉隨俗，學會運用法律武器。

　　最近一段時期，在中美兩國領導人海湖莊園會晤重要共識引領下，兩國關系取得重要進展，并就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獲”事項達成一致。而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需要加以充分利用的黃金發展期。

　　福耀玻璃海外投資的案例，可以看作中國在歐美發達市場取經、學習的一個標本。當前乘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東風，只有高水平的“引進來”和大規模的“走出去”同時并行，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國制造業企業的轉型升級，也有助于實現包容共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