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第22年，目前我國網民已達7.1億，為全球最多。同時，我國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最豐富多彩的網絡應用。與中國許多產業在起步時就落后于發達國家不同，中國互聯網與全球互聯網基本同時起步，加之在中國具有網民眾多、需求多樣、創新持久強勁的獨特優勢，在應用層面達到了高度繁榮。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4家中國互聯網公司已進入全球互聯網公司10強，騰訊和阿里巴巴更是在今年9月份相繼登頂亞洲市值第一的位置。

　　與此同時，我國網信事業的頂層設計與治理，在從網絡大國邁向網絡強國的征途中，踩下一個個堅實的腳印。全球網絡治理的“中國表達”和“中國方案”，正日益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今年剛剛卸任的ICANN（全球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前總裁法迪·切哈德坦言，一個真正有包容性的全球互聯網治理生態系統，沒有中國的參與是無法建立的，而中國也正在逐漸發揮全球互聯網治理的領導作用。

　　“我們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發展之路，為全球互聯網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創造了中國經驗。”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院長楊樹楨說。

　　互聯網經濟展現強大活力

　　基于高度成熟的消費互聯網和用戶龐大的移動互聯網，中國互聯網產業正生發出獨具特色的創新模式。2010年，中國的互聯網經濟只占GDP的3.3%，落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到2015年，這一數字已超過7%。相比之下，G20發達國家的互聯網經濟占GDP比重平均為5.5%，發展中國家平均為4.9%。

　　與此同時，在G20各國互聯網流量前10位中，僅中美兩國完全由本土企業供應服務。

　　目前我國網民數量、網絡零售交易額等，均居全球第一。尤其是網上零售，阿里巴巴、亞馬遜和eBay的交易總額占前10名總額的80%，但阿里巴巴領先亞馬遜優勢明顯。我國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動通信網絡，4G用戶發展迅猛，總數達到6.86億戶。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表示，5G關鍵技術驗證今年9月已順利完成。

　　核心技術、商業模式、數據驅動……“中國智慧”的疊加效應，讓海外媒體驚呼：“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已從傳統觀念中大家認為的模仿者，演化為全球移動互聯網的引領者和創新者。”《紐約時報》撰文坦言，中國此前一直追隨著硅谷的足跡，但是在智能手機逐漸普及之后，中國移動技術已處在全球的前沿。在移動領域，恰恰是美國經常在抄襲中國的技術。

　　兩個“1億”印證了這一點。華為自主研發的移動終端芯片海思麒麟，用戶量今年10月突破1億，在短短4個月里用戶增加2000萬；阿里巴巴的YunOS，目前已成為除安卓和蘋果外第三大移動操作系統，搭載這一系統的物聯網終端突破1億臺。

　　“互聯網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技術創新、服務創新、業態創新最為活躍的領域，成為了中國發展新動能的重要來源，對整個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賽迪智庫互聯網研究所所長陸峰說。

　　“互聯網+”催生發展新動能

　　上海蘇寧總經理范志軍這幾天正在忙著“雙11”的家電以舊換新：“消費者在天貓電器城預約，我們簽約的收舊企業上門回收，兩個小時內補貼款就以紅包形式下發。今年還會根據消費者離線下門店的距離發放紅包，這些都是店商與電商融合的新玩法。”

　　“互聯網+”不僅讓傳統流通業與電子商務化敵為友，更為消費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內生動力。在消費端，移動電商、分享經濟等新的消費模式不斷發展壯大。今年上半年，我國移動網購交易規模達到16070億元，同比增長90.8%；我國手機外賣用戶規模達到1.46億，增長率為40.5%。網絡預約拼車、自有車輛租賃、舊物交換利用等一系列分享經濟，成為了綠色消費的催化劑。《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6》預測，未來五年我國分享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將在40%左右。

　　在生產端，大數據則為智能制造提供“指南針”。設計師服裝品牌“燙”創始人孔靖夫告訴記者，通過從互聯網獲得消費者偏好和流行趨勢預測，可以為設計提供指引，并且幫助傳統剛性的服飾供應鏈實現智能柔性重構。“歐美時裝品牌需要14周開發一個產品，我們只需要一半時間，還能精細化對接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孔靖夫說。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毅中則表示，基于大數據的研發生產，正是智能工廠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互聯網讓用戶有機會全過程參與設計、制造、銷售，實現個性化定制、眾包、眾創、眾籌，從而真正提高用戶滿意度。”

　　網絡治理唱響“中國聲音”

　　一手繪藍圖，一手定規矩。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新的行業融合與商業模式，也在考驗著監管者們的反應速度和智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化正快速推進。“十二五”期間，制定出臺互聯網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共76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所長魯春叢說：“網絡空間法治化是我國互聯網發展的大趨勢，網絡空間的法律制度和體制機制正在不斷完善。”

　　更重要的是，我國的網絡治理體現出蘊含著“互聯網思維”的新式治理模式，既要讓新業態、新模式“由亂而治”，也要保護市場活力和企業創新動力。《關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和《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清單》，為跨境電商留下“緩沖期”；《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和各地陸續出臺的實施細則，則給了網約車合法“身份證”。

　　11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這一《規定》開創性地將互聯網信用納入到網絡直播治理模式中來，規定網絡主播信用等級越高，就有可能獲得越高的直播權限和收益。“可操作的制度建設，是我國互聯網治理可喜的一大亮點。”

　　欣欣向榮的網絡經濟、互聯網和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切實有效的互聯網管理，讓中國在國際互聯網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提升。2015年底，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提出的“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成為廣受認同的“中國主張”。中美打擊網絡犯罪高級別對話機制，中俄簽署關于協作推進信息網絡空間發展的聯合聲明等，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的“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在國際社會廣受好評。

　　“全球互聯網治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網絡大國的胸懷和擔當。”ICANN副總裁克里斯托弗·莫迪尼說，在互聯網全球治理中，中國一直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經成功舉辦兩屆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是政府、企業、用戶與互聯網組織平等地就互聯網全球治理展開討論的最佳平臺。(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秦海波 陳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