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例大數據產品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一審宣判，結果引熱議 ——

　　數據財產權利該落入誰的口袋 

　　人類文明的每次飛躍，都離不開一種關鍵性資源。如果說19世紀是煤炭、20世紀是石油，那么如今的信息時代非數據莫屬。但隨著數據重要性的不斷提升，與數據相關的糾紛也與日俱增。

　　日前，杭州互聯網法院對淘寶（中國）軟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淘寶公司）訴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景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進行一審宣判，認定美景公司的被訴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這是國內首例大數據產品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據報道，淘寶公司開發運營的“生意參謀”零售電商數據平臺（以下簡稱生意參謀）是淘寶商家的統一數據產品平臺，通過該平臺可以看到大量的店鋪和行業數據。但已購生意參謀產品的用戶，卻可以通過美景公司運營的“咕咕互助平臺”及“咕咕生意參謀眾籌”網站（以下簡稱咕咕平臺），分享銷售自己所購生意參謀賬號的子賬戶。咕咕平臺上的買家借此可查看生意參謀產品的內容，而二手賬號的價格遠低于生意參謀平臺的產品定價。據悉，美景公司在該案中通過侵權獲利超200萬元。

　　數據財產權利歸企業所有，個人不享有

　　目前，大數據的生產及管理能力通常只有政府和大型機構才具備，而普通用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只是數據的貢獻者。

　　那么，海量的數據在“變現”后，個人用戶作為大數據的貢獻者能否參與“分成”呢？

　　該案首次回答了這一問題。

　　在判決中，杭州互聯網法院明確了大數據產品的法律屬性及權利歸屬，判定淘寶公司對生意參謀數據產品享有競爭性的財產性權益。該法院認為淘寶公司的數據產品雖源于網絡用戶信息，但它包含了淘寶公司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最終呈現的數據內容已是獨立于用戶信息、原始網絡數據的衍生數據。

　　因此，法院認定網絡運營者對其開發的大數據產品享有獨立的財產性權益，同時也明確了個體對單一用戶信息不享有獨立的財產權或者財產性權益。

　　“個體用戶沒有為數據二次加工付出額外的勞動，未參與‘分成’無可厚非。”長期從事數據研究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閆懷志對科技日報記者說。

　　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兵向科技日報記者解釋，用戶所產生的數據只是對用戶消費方式和交易習慣的客觀記錄。“數據被賦予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性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經過二次加工，甚至是多次加工演化升級為大數據，再借助算法運行后才能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陳兵說。

　　不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汪慶華教授認為，在現有基礎上我國法律須進一步確認個人對信息的控制權。“個人作為平臺數據的生產參與者，其數據權益不限于數據本身，可以適當及于產品。”也就是說，企業應當讓渡一部分數據財產權益給用戶。尤其是當財產權益的行使影響到人格權所有人的正常生活、工作時，企業應當及時作出調整。

　　優化法律體系，盡快實現針對性立法

　　“目前，與數據相關的立法工作尚處在學術研究探討、司法實踐探索的初始階段。數據及其衍生信息已被公認為是各相關方的資產，但各方權利邊界在哪兒，國內外至今均無明確規定。”閆懷志說。

　　在陳兵看來，大數據具有資產屬性已基本形成共識，但在數據產權劃分上各方存在分歧，這一點與我國相關法律規制尚未統一有關。

　　“考慮到我國目前處在數字經濟發展之初，盲目的規制會抑制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因而政府并未采取類似歐盟的嚴格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導致了大數據產業出現了‘野蠻生長’的現象。”陳兵說。

　　歐盟是全球最早試圖建構數字合同規則體系的區域。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其競選綱領中提出“建立一個互聯的數字單一市場”，歐盟委員會遂于2015年發布“歐洲單一數字市場戰略”。在今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后，歐盟又提出了擬對數字經濟征稅的新措施。

　　陳兵認為，與歐盟相比，我國由于缺少充分的制度設計，導致與數據相關的法律依據分布較為分散。具體來說，經營者可依據《合同法》《知識產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一系列相關行政法規解決數據產權糾紛；消費者則可依據《民法總則》《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捍衛自身相關權利。同時，陳兵指出，相對模糊的立法條文以及并未整合的保障體系極易導致法律適用沖突。

　　“數據資源的資產屬性，為非法侵權行為提供了原生動力，加上法律、法規和監管的缺失、空白導致違法成本低，客觀上縱容了大量的非法侵權者游走在數據資產正常使用和惡意濫用之間的灰色地帶。”閆懷志說。

　　不過，陳兵指出，當前大數據產業出現競爭亂象屬于階段性合理“陣痛”。“在明晰問題的基礎上，采取適當、科學的規制方式能夠減輕甚至避免‘陣痛’。”陳兵說。

　　針對分散立法問題，陳兵建議對法律體系進行優化，協調好各相關法律、法規間的關系，盡快實現針對數據問題的專門立法。

　　延伸閱讀

　　把數據產權劃給企業會否促成“數據壟斷”

　　一些人認為，如果承認了數據搜集者對數據的產權，很可能會導致數據壟斷問題的出現。原因很簡單：各個企業搜集數據的能力是不同的，像騰訊、阿里這類的互聯網巨頭，由于客戶群體龐大、技術實力雄厚，因此其搜集數據的能力也將遠遠超過小企業。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公司可能形成數據壟斷，從而造成惡劣的后果。

　　那么，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首先，要形成數據壟斷絕非易事。和所有其他的商品一樣，一個企業能否壟斷數據資源，主要取決于這些數據的可替代性。如果這些數據是難以被替代的，那么它就可能被壟斷；而如果這些數據容易被替代，那么它就難以被壟斷。在現實中，數據資源的可替代程度究竟如何呢？有研究表明，數據的可替代程度其實是比較強的。在大數據環境下，很多數據其實可以通過別的維度的數據推斷出來。例如，你可能不知道某人住在哪兒，但可通過觀察他每天的行動軌跡來判斷他的住處。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有某個企業獨家擁有了關于住處的信息，也無法形成壟斷。

　　其次，即使企業壟斷了數據，也未必會帶來實質性的損害。公眾不喜歡壟斷，并不是不喜歡壟斷本身，而是不喜歡由其造成的效率損失和對競爭的破壞。那么當一個企業壟斷了數據后，它能做出什么“壞事”呢？一個最直觀的答案是進行價格歧視，但關于這一點，還需要更為理性地加以看待。當企業擁有了更充分的數據后，就能更好地對不同人征收不同價格，從而獲取更多的消費者剩余，這似乎是讓消費者的境況變差了。但事實上，企業爭奪的這塊消費者剩余本來就可能是它所創造出來的——由于掌握了更多的數據，它可以更好地掌握消費者的偏好，從而根據消費者的口味推薦合適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企業賺得更多了，但消費者的福利并沒有損失，甚至還可能改善了。（陳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