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召開座談會，為長江經濟帶發展謀篇布局、把脈定向。沿江省市探索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路徑，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取得重大成就，發展方式發生重大變革，區域協同聯動不斷加強。“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持續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如何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協同共治修復長江生態環境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生態優先是前提。長江經濟帶生態狀況如何？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取得了怎樣的成效？
董戰峰（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生態環境管理與政策研究所所長）：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板塊，覆蓋沿江11省市，生態地位突出。長江流域擁有全國1/3水資源和3/5水能資源儲備總量，河湖、水庫、濕地面積約占全國的20%，森林覆蓋率達41.3%，分布有全國約51%的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33%的淡水魚類以及39.7%的珍稀瀕危植物。長江經濟帶覆蓋約21%的國土面積，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超46%，是我國經濟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然而，長期粗放式發展曾使得長江不堪重負，生態環境透支問題凸顯。從長遠來看，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根本上依賴于長江流域高質量的生態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全局、著眼長遠，提出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原則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沿江省市和有關部門堅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的責任體系，強化長江流域省級河湖長聯席會議機制，推動上下游、左右岸協同共治，發展方式發生重大變革，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取得重大成就。
一是水環境質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大力推進污染源頭治理，累計整治沿江排污口超萬個，拆除非法碼頭數百座，工業廢水達標排放率大幅提升。2020年以來，長江干流水質連續多年保持Ⅱ類，2024年長江流域Ⅰ—Ⅲ類水質斷面占比達98.6%，鄱陽湖、洞庭湖等湖泊富營養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水生態系統功能逐步恢復。二是生物多樣性加速恢復。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實施全面禁漁以來，水生生物多樣性顯著提升，2021年至2024年，共監測到土著魚類344種，多年未見的鳤魚重現長江，江豚在鄱陽湖、九江段頻頻現身。三是綠色發展動能澎湃涌現。生態優先倒逼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例如，位于湖南省岳陽市的巴陵石化己內酰胺產業鏈整體搬遷至綠色化工產業園，占地面積減少1/3，用水總量減少70%，產能大幅提升，并帶動新材料、生物醫藥等產業發展。由長江干流烏東德、白鶴灘等大型水電站構成的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2024年累計發電約2959.04億千瓦時，相當于節約標準煤8924萬噸，減排二氧化碳2.4億噸，有力支撐能源綠色轉型。九江港口加快岸電改造，推廣船舶污染多元共治模式，純電動游輪、岸電設施覆蓋，物流綠色化水平顯著提升。四是生態空間格局持續優化。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推進礦山修復、濕地退耕及岸線復綠，長江岸線生態功能顯著增強，防洪減災體系與地質災害防控網絡不斷完善，切實筑牢生態安全屏障。
在治理實踐中，長江經濟帶沿江省市探索科學有效的發展模式，為重點流域治理與區域綠色轉型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強化流域統一規劃與協同共治。以《長江流域綜合規劃（2012—2030年）》《長江經濟帶—長江流域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等為引領，構建“流域—區域—市縣”規劃體系，建立省際河湖聯防聯控、生態補償機制，加強執法聯動，通過協同共治破解跨行政區協調難題。
推動沿江化工企業向綠色發展轉型。湖南省臨湘市著力破解“化工圍江”難題，通過評估企業技術水平與轉型潛力，關閉低端產能，引導高端企業搬遷至合規園區，同步配套基礎設施，分類施策騰退化工企業。新園區推行“禁限控”準入目錄，企業通過自動化、數字化改造降低能耗水耗，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騰退土地復綠建設生態廊道，并布局新興產業，打造38.5公里最美長江岸線。
打造綠色低碳循環農業發展模式。以湖北省為例，石首市通過“鴨蛙稻”種養模式探索平原地區生態修復路徑，化肥減量約46%、農藥減量90%以上，稻米獲得綠色產品認證，畝均增收千元，石首農田生態系統修復項目入選全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孝感市統籌保護與發展，長江生態農業示范基地通過“豬—沼—菜”模式發展生態農業，糞污制沼氣發電供熱、沼液還田培肥，結合豆科作物固氮改土，試驗“南果北種”助力農民增收，該模式可推廣至水庫移民安置區及面源污染重點治理區。
創新市場激勵政策助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江西省九江市為例，該市將排污權儲備類別拓展至8項污染物，累計出讓排污權105宗4088.72萬元，以市場杠桿倒逼企業轉型升級。重慶長壽經濟技術開發區探索水權、碳匯交易試點，通過能源與排污聯動監管推進近零碳園區建設，超額完成減污降碳目標；同時挖掘長江文化與生態景觀價值，發展生態旅游、有機農產品精深加工、生態康養等業態，生態優勢不斷轉化為經濟優勢，持續投入能力顯著增強。
長江經濟帶生態治理成效顯著，但生態系統恢復需久久為功，要持續推進跨域治理，加快“廠網河湖岸一體化”模式全域覆蓋、推廣“兩山”轉化與綠色金融融合路徑，將生態優勢源源不斷轉化為發展優勢，為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注入持久動能。
科技引領提升區域創新活力
長江經濟帶建設，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方面進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鄧宏兵（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副會長兼長江經濟帶專業委員會主任）：不搞大開發，不是不要開發，而是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統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底色，“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增強綠色發展動能。沿江各省市踐行新發展理念，將生態保護與產業升級、科技創新深度融合，在綠色轉型、創新驅動、協同發展、成果共享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一是制度先行，筑牢綠色發展根基。科學完備的制度體系是規范開發行為、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基礎。長江經濟帶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推動綠色發展具有全局性意義。長江經濟帶產業基礎雄厚，綠色發展是產業升級、挖掘新經濟增長點的必然選擇。2016年，《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印發，明確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為長江生態保護提供法律保障。《長江經濟帶—長江流域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明確了生態保護紅線、耕地保有量等空間管控指標，從國土空間布局角度為綠色發展筑牢根基。在政策激勵與制度約束下，傳統產業加速“綠色蝶變”。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在全國率先構建形成“市、區縣、園區、工廠、產品”五位一體的綠色制造標準體系，開展規上企業綠色工廠星級管理和規下企業“美麗工廠”創建行動。20年來，全市規上工業企業數量從1895家增至4254家，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48%，綠色轉型成效顯著。堅持底線思維，夯實制度保障，是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二是科技賦能，創新驅動提質增效。科技創新是破解資源環境約束、提升發展質量的重要引擎。推動長江經濟帶創新發展，既是突破發展瓶頸的必然選擇，也是順應綠色低碳轉型趨勢的重要舉措。傳統產業要通過創新打破技術壁壘、重構發展路徑，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全球產業分工深度調整背景下，通過強化創新驅動提升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長江經濟帶以科技創新為引領，推進產業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全面塑造創新驅動發展新優勢。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匯聚創新要素，重要節點城市聚焦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依托跨行政區劃的協同創新機制有效整合要素資源，形成了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的良性循環，科技創新賦能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凸顯。沿江各省市出臺相關人才引進政策，吸引高層次人才集聚創新創業。通過產學研用協同發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長江經濟帶創新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提升創新能力，加快培育核心競爭力，是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三是協同共治，區域聯動提升發展效能。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發展”“拓展流域經濟等模式”。行政分割易導致治理“碎片化”，打破行政壁壘、強化區域協同，是提升發展效能的重要路徑，協同共治才能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統籌推進。《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的協調對接，推動各區域合作聯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實施一系列制度創新，為跨區域協同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經驗。自2012年以來，浙皖兩省接續開展了三輪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形成“新安江模式”，從“一水共護”邁向“一域共富”，該模式已在20多個省份復制推廣。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在協同創新領域持續深化合作，涵蓋滬蘇浙皖的九城（區），已共建16個產業聯盟、15個示范園區，形成“聯盟+基地+園區+基金+平臺”跨區域合作體系，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產業集群加速崛起，區域聯動持續釋放乘數效應。協同聯動，形成治理合力，是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
長江經濟帶發展深入推進，政策紅利持續轉化為發展動能與民生福祉。2024年，長江經濟帶地區生產總值逾63萬億元，同比增長5.4%，占全國比重超46%，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質量發展活力不斷釋放。
綠色轉型培育增長新動能
湖北是長江干線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曾面臨“化工圍江”困局，是如何做好生態利用文章、推動綠色發展的？
張建華（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湖北是長江干線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沿江曾集聚大量重化工企業，僅宜昌沿江1公里范圍內就有134家化工企業，荊州、武漢等地類似，面臨“化工圍江”困局。部分企業環保設施簡陋，粗放式生產引發污染，廢水直排長江、固廢堆積岸線，導致長江干支流總磷濃度超標，魚類資源量較20世紀80年代下降70%以上。部分江段水質惡化，水生生物銳減，生態功能退化，過度開發導致岸線硬化率超60%，濕地面積較20世紀50年代減少約40%，江豚種群數量一度急劇下降，洪湖等湖泊水質降至Ⅳ類以下。與此同時，化工產業占全省工業產值近20%，荊州、宜昌等地對化工稅收依賴度超30%，產業轉型面臨諸多挑戰。
統籌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湖北著力推進系統性變革，通過產業重構、生態修復、制度創新、科技賦能等舉措，探索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
一是加快產業重構，從“化工圍江”向“綠色沿江”轉變。2018年湖北實施沿江化工企業“關改搬轉”以來，截至2024年，沿江1公里范圍內關停化工企業165家，搬遷改造387家，騰退岸線163.5公里，長江岸灘岸線生態復綠面積超1000萬平方米。推進園區加快集約化轉型，全省合規化工園區減至41家，推行“一園一鏈”模式。各園區普遍建立了集中式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較轉型前提升60%以上，太陽能、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廣泛使用。新興產業培育方面，生物醫藥產業鏈加快形成，武漢光谷生物城、宜昌生物產業園等集聚了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研發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藥；電子化學品產業瞄準高端芯片制造，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向高端化邁進。在化工領域，建成12個省級以上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開展關鍵技術攻關，在綠色催化、廢水深度處理等方面突破技術難題30余項，獲得專利100余件，為產業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撐。
二是實施生態修復，從“末端治理”向“系統修復”轉變。全省實施長江岸線生態修復工程以來，修復岸線超900公里。例如，武漢青山江灘、宜昌卷橋河濕地等生態廊道加快建設，形成150公里綠色岸線。荊州柳林洲“關改搬轉”27家化工企業后，建成1200畝生態公園，水質由劣Ⅴ類提升至Ⅲ類，成為江豚的棲息地。推行河湖長制與小流域綜合治理，漢北河通過拆除圍網、底泥清淤等措施，加強流域治理，張家湖水質穩定在Ⅲ類，鳥類種類增至80余種；洪湖拆除18.7萬畝圍網，通過增殖放流恢復生態，再現“浪打浪”的美景；沮河流域推廣“蛙稻共生”模式，農藥使用量減少90%，畝均收益超萬元。持續推進長江十年禁漁，建立長江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恢復濕地25萬畝，為江豚提供了良好棲息繁衍地。
三是強化制度創新，從“被動整治”向“主動防控”轉變。出臺《湖北省流域綜合治理和統籌發展規劃綱要》《湖北省小流域綜合治理試點工作推進方案》等文件，劃定3個一級流域、16個二級流域管控單元，推進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落地落實。湖北是我國重要的磷化工生產基地，2022年《湖北省磷石膏污染防治條例》施行，推進磷石膏污染防治和綜合利用，無害化處理能力1740萬噸/年，綜合利用率達65%，磷化工產業綠色低碳轉型成效初顯。2021年，綠色金融綜合服務平臺“鄂綠通”啟動，整合企業環境數據，累計發放綠色貸款超3000億元，支持“長江三峽1”號純電動游輪等項目。鄂湘贛三省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協同發展，“長江班列+漢亞直航”國際多式聯運通道開通，為區域發展注入新動能。
四是推進科技賦能，從“單兵作戰”向“協同聯動”轉變。面對傳統產業轉型壓力，湖北以技術創新為引擎，構建“監測—治理—轉型—協同”全鏈條解決方案，推進工業固廢資源化、生態修復智能化和產業升級數字化，探索高質量發展路徑。以宜昌市為例，該市磷化工產業基礎雄厚，堅持前端減量、中端提級、末端應用、全程治理，推動磷石膏綜合治理，通過研發磷石膏制水泥緩凝劑、路基材料等技術，綜合利用率達71.6%。同時，針對磷礦運輸污染問題，啟動“零碳貨運走廊”項目，二氧化碳排放大幅減少，礦石分選精度達95%，“源頭替代+過程管控”模式廣泛應用，實現了綠色開采與資源高效利用有效結合。
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需在優化跨區域要素流動體制機制、拓展生態資源價值轉化路徑等方面持續發力。要以科技創新筑牢產業根基，依托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強化“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全鏈條能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以制度創新激活流域發展動能，深化全流域綜合治理和跨區域協同機制，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跨區域碳市場聯動等領域先行先試，探索生態資源權益市場化交易新模式；推動數智化賦能，重塑治理體系，構建“空天地水”一體化監測網絡，推進生態環境大數據與產業決策深度融合，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智慧動能。（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