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作出的重大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確保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強調“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這一系列重要部署，是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全局、應對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挑戰的戰略安排，為破解經濟運行中的深層問題提供了遵循。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地緣政治沖突持續干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運行，各國普遍面臨“穩增長”“防風險”的雙重考驗。我國經濟發展短期受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長期則面臨創新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等難題。這些都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需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著力破解。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相關機制，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既是應對內外部風險、穩定經濟大盤的必然要求，又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上下功夫，統籌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形成政策合力，不斷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發力
如何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提出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超越了西方經濟學關于市場與政府對立的觀點，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有效市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通過價格信號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讓資源流向需要的地方；依托競爭機制倒逼企業創新，激發微觀主體活力；通過供求動態平衡，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有為政府”則體現為“看得見的手”在戰略引領、科學調控、制度供給、風險防控、公平保障等方面積極主動作為，既彌補市場失靈，又為市場高效運行創造穩定環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二者不是對立、替代關系，而是優勢互補、協同發力的辯證統一關系。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宏觀經濟治理行之有效的先決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之后，我們黨根據實踐拓展持續深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歷史和實踐證明，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是符合我國國情、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必然選擇。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首先，精準界定政府和市場的職責邊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關鍵在于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防止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深化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同時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其次，加快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宏觀調控精準性；又要完善法治保障體系，為經營主體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和公平有序的競爭生態；還要堅決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各種障礙，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最后，著力完善協同機制。需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及時反映市場訴求，吸納企業建議，優化、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同時，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政策碎片化，更加注重各項政策之間同向發力、協調配合，增強整體效能。
不斷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
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是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完善程度直接決定著宏觀經濟治理的實際成效，直接影響高質量發展的成色。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能夠有效優化保障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相關機制，有助于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還能靈活應對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內部波動性風險和外部輸入性風險。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持續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持續提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此后，我國提出“相機調控”，要求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加強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提出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需把握以下幾個重點。一是從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入手，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避免各自為戰。在此基礎上，有效執行國家戰略規劃，圍繞國家發展規劃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二是完善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健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機制，健全配套保障機制，完善主體功能區制度，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三是強化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協同機制。完善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深度融合的制度安排，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升級協同推進的機制，優化激勵創新的宏觀政策環境，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創新活力。四是構建綠色低碳導向的宏觀調控制度框架。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宏觀調控的評價范疇，引導各類資源向綠色低碳領域傾斜，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完善碳定價機制。五是健全預期管理機制，重點通過規范宏觀經濟政策信息發布、搭建常態化政策溝通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預期波動，引導社會預期始終與宏觀調控導向保持一致。
統籌推進重點領域改革
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是連接政府宏觀調控與微觀資源配置的紐帶，更是傳導政策意圖、配置社會資源、穩定經濟大盤的重要政策工具。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是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需聚焦三個方面。一是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大力推進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深化零基預算改革、統一預算分配權，完善預算公開和監督制度、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強化對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提升預算管理的統一性和規范性，確保財政資源精準高效配置。二是優化稅收制度體系。圍繞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等目標，優化稅制結構，研究適合新業態發展的稅收政策，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健全直接稅體系，規范各類所得稅收政策，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為重點領域發展提供精準支持。三是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形成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既要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重，減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財政事權，又要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的程度。確保財政運行安全可持續，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深化金融重點領域改革，需各方面協同發力。一是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推動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強化金融對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民生保障的支撐。二是健全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相關機制，圍繞防風險、強監管目標，優化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支持長期資金入市，通過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強化退市制度和投資者保護、規范大股東行為等，維護資本市場秩序，增強市場內在穩定性。三是強化開放條件下金融安全機制，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妥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和應用，有效防控系統性風險，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提升金融治理的效能。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效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同時，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也對宏觀政策的系統性、協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務實之舉。從國際看，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日益突出，我國面臨的外部輸入性風險明顯增加。面對復雜局面，必須保持政策取向一致，統籌財政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重點產業鏈群培育、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形成政策組合拳，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再看國內，我國經濟發展短期面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等壓力，長期看還需實現創新驅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此，同樣要保持政策取向一致，統籌好短期增長和中長期發展。此外，經濟社會各領域聯系日益深入，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一致性評估，確保政策從頂層設計到逐級傳導、再到落地見效始終同向發力。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需強化頂層設計，形成高層次政策協調機制，抓好任務分解和職責分工。重大政策出臺前需開展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做好中央和地方政策的銜接，允許地方結合實際形成差異化實施方案，既堅持全國一盤棋，又發揮地方特色。需優化傳導機制，用技術手段整合政策執行的相關數據，監測政策實效，精準掌握卡點堵點。同時，加強政策解讀與預期引導，用通俗方式講清政策導向，提升政策透明度，避免經營主體因信息不對稱產生誤判。需堅持動態調整，可考慮建立宏觀經濟形勢常態化研判與預警機制，整合多領域數據及時捕捉經濟運行新情況、新問題。明確政策動態調整的觸發條件與操作流程，外部環境或經濟指標出現重大變化時快速響應。健全政策后評估制度，定期評估政策效果，確保政策始終與經濟發展實際需求相契合。需完善監督考核，把政策協同效果納入地方和部門績效考核體系，對政策協調不力造成不良影響的，依規追究責任。同時暢通企業、行業協會等的意見反饋渠道，使相關政策既契合宏觀調控目標，又貼近市場實際需求。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李春根 作者系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