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城鎮化率是宏觀指標中表現最為亮眼的一個。早在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就提前實現了“十四五”目標。截至2024年底，我國城鎮化率已達67%，比“十四五”目標高出了兩個百分點。

從更長時間軸看，我國城鎮化已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特別是近年來，城鎮化發展高位換擋速度放緩，逐步走向城鎮化進程的成熟期。伴隨著城鎮化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對城鎮化認知的不斷深化，城鎮化在“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定位、功能及路徑等也將發生改變，并將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影響。

基于對當前我國發展實際的科學判斷，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發揮區域協同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疊加效應”“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等重要部署，為“十五五”時期我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這其中，一些新提法新要求頗為值得關注。比如，將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與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發展新質生產力并列提出，強調以“新”破局，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再如，提出聚焦優化空間布局，合理規劃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注重提升治理水平，保障優質服務供給等。

這些政策舉措的提出，是對當前我國城鎮化過程中一些新老問題的精準回應。諸如，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脫節，讓很多進城務工人員未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大城市“虹吸效應”加劇了鄉村空心化，城鄉資源分配失衡有所加大；流動人口中60歲以上占比超12.7%，“老漂族”面臨異地醫保結算不暢、養老托育服務不足等現實問題。破解上述“半市民化”困境，根本在于統籌城鄉資源分配，提高新型城鎮化的質量與效率。

事實上，透過這些新部署不難看出，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底層邏輯已悄然改變：過去“靠規模擴張拉動投資增長”的老路已經走不通，未來城鎮化將轉向“以質量提升來激活內需釋放潛力”。簡言之，“深度”將取代“規模”，成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新標識。

實現上述新目標并非易事。“十五五”時期，深度城鎮化發展需要進一步釋放三大效應——

一是進一步釋放城鎮化與區域發展戰略疊加效應。區域協同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之間是并列關系，促進高質量發展是其共同目標。未來強調“四大戰略”的疊加融合，是我國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必然選擇，也是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內在要求，推動城鎮化走向縱深。

二是進一步發揮城鄉融合發展效應。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要把鄉村全面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激活農村資源要素，實現城鄉雙向賦能，助力深度城鎮化。

三是進一步強化投資于人效應。深度城鎮化一定是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十五五”時期，推進深度城鎮化必須把“投資于人”貫穿始終，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舉措，促進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實現“物”與“人”的同向發力、雙向奔赴。

城鎮化是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徑，也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錨定新型城鎮化目標，要順應規律、把握趨勢、順勢而上，緊抓城鎮化動力仍然較強的關鍵時期，以高質量城鎮化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作者：顧陽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