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退休制度成型于上世紀50年代，男職工60周歲、女職工55周歲或50周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一直保持相對穩定，沒有進行大的調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人口質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勞動力市場和工作崗位構成也與上世紀50年代大不相同，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有必要進行相應調整改革，使之更好地與經濟社會發展、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相適應。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充分開發我國人力資源，進一步延長“人口紅利”的關鍵舉措。截至2023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97億，占總人口的21.1%，與2010年相比規模增加1.19億，比例增加7.8個百分點。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起開始出現下降，從2011年的9.4億人減少至2023年的8.6億人。同時，2023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78.6歲，比1981年的67.8歲增加10.8歲。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下降、預期壽命穩步增加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挖掘人力資源，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供給，通過制度和政策措施延長“人口紅利”成為關鍵。從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驗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也成為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普遍采取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通過制度規范和激勵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規模，增加勞動供給，增加勞動時間，緩解勞動力規模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強勞動力市場活力。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促進教育成果轉化為“人力資本紅利”的重要措施。通過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只有進入生產過程才會發揮作用、產生價值。現在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到2.5億，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從勞動群體看，2023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1.05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4年。這些都表明我國的人口質量和勞動者素質不斷提升，但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推遲。與這些變化發展相適應，也需要進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促進教育成果轉化為人力資本，進入經濟生產過程。從個人層面看，通過改革可以獲得更長的回報時間、更多的回報機會，從而取得更多的報酬；從宏觀層面看，此項改革可以更充分地把我國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轉化為“人力資本紅利”，為化解人口老齡化壓力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按照自愿、彈性原則”推進改革，既考慮了職工利益，又激發了職工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改革允許一定的彈性空間，允許職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自愿選擇提前退休或延遲退休。職工個人、家庭情況各有不同，從事的職業、對未來的規劃也有差異，這種有彈性的規定使改革能更好地滿足和匹配職工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職工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實際進行選擇。與“一刀切”的政策相比，職工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也更能激發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

　　勞動力市場和工作單位是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方式和場所，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也可以增強老年人的社會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從1997年就倡導積極老齡化概念，認為健康、參與和保障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3個重要維度，強調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文化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與積極老齡化觀念相吻合的改革舉措，是把老年人轉為重要人力資源的推手，也是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重要舉措。“自愿、彈性”的改革原則和積極老齡化的觀念相結合，有利于激發老齡群體的勞動熱情與社會參與感。

　　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將有效增加勞動要素供給，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勞動者同時又是消費者，收入轉化為消費，必然會拉動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帶來生產的擴展和就業的增加，形成勞動供給—收入增加—消費拉動—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延長工作年限不僅可以實現職工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提升，而且其工作和消費會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活力。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 忠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