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過去5年，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增長與質量、結構、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這與我國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著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2018年，如何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接受了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的采訪。

　　保持定力——

　　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在部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要聚力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緊適度。

　　“過去幾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減稅讓利，大大減輕了企業負擔，達到了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和發展動力的效果。”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財政局局長苑廣睿說，從財政支出看，堅持保障基本民生和重點項目，把錢花在刀刃上，解決了人民群眾最關切的許多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認為，財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對高質量發展、動能轉換等方面的支持。同時，要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方向，需要繼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不是提供過量資金無所區分地促進增長。

　　“財政政策過去側重在支出方面擴大政府投資，如今會更加注重在收入方面減稅降費。”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李香菊說，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內涵相比以往有了較大變化，今年將繼續減稅降費，包括完善增值稅，按照三檔并兩檔方向調整稅率水平，重點降低制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標準。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有積極意義。”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主任楊德才認為，當前我國地方債務風險仍然較為突出。政府工作報告調低了赤字率，使其遠低于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實際上就是通過降低赤字率和地方政府負債率，來主動應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政府工作報告在貨幣政策目標里沒有設立M2的年度增長指標，也沒有設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的具體指標。這是一個巨大進步，體現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從過去依靠數量型調控向依靠價格型調控、市場規律調控轉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建議，今后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特別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更加堅定地重視市場規律的作用，更加重視價格杠桿的作用。

　　形成合力——

　　政策體系協同作戰 調控注重相機精準

　　近年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遇到了不少兩難多難抉擇。面對這種局面，我國確立區間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加強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政策協調配合。這意味著，在今后的工作中將進一步強化政策工具的協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表示，近年來，我國越來越注重加強頂層設計，做好政策的協同配合。例如，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治理已從各自“單打獨斗”的模式逐步轉換到聯防聯控模式，三地資源共享，責任共擔，相互支持，不斷推動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深化。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行長周振海表示，5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離不開宏觀調控的協同施策。正是由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方向、力度、準度和時間窗口的把握準確，才能確保各項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范小云認為，貨幣政策需要配合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等直接注入流動性，進行適時、適量干預，或通過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提供流動性；配合財政政策發行特種國債，協助管理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盤活、化解存量；通過設立機構，采取債務托管等干預措施，協助解決不良貸款和企業不良債務等問題。

　　鐘茂初委員認為，宏觀調控要找到各種調控手段的結合點，通過某一方面穩健的調控，起到多方面作用。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例，直接減少了大部分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又不會明顯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和支出；同時還能夠間接地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促進企業提高效率，增加社會消費，促進消費對增長、特別是對服務業增長的作用。大多數勞動者及其家庭都能夠直接收獲到減稅政策的獲得感，也有利于提振全社會的發展信心。

　　重點發力——

　　統籌把握宏觀管理 力促實體經濟發展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宏觀調控應如何作為以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鐘茂初委員認為，一是經濟手段方面，應當更加有效地抑制虛擬經濟拉高資金收益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引導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二是法律手段方面，在社會保障政策完善和保底的前提下，通過法律手段加快處置“僵尸企業”，盤活其占有的資源和資產。三是行政手段方面，應通過改革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加速構建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周振海代表建議，在推進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應該堅定不移地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主要依靠市場化的辦法解決問題，出臺靶向性更強、可操作性更強的政策舉措，特別是對不同地區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要區別對待、精準施策，增強政策彈性，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

　　楊德才委員認為，當前要實現創新發展，培育經濟動能，一是要加快構建親清型政商關系，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把市場主體的活力動力潛力激發出來。二是降低企業稅負，讓中小企業能明顯感受到減稅降費帶來的好處。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然要提高供給體系質量，這就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諸多體制機制性問題，關鍵在于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在目前的市場體系建設中，生產要素還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政府應該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推動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劉尚希委員指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調控有必要探索向更具有前瞻性、長期性的宏觀管理邁進。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本質上更多是相機決策，解決的是經濟波動的問題。而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解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主要任務是圍繞結構優化來做文章，這就需要加強和完善宏觀管理，統籌把握。（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周 劍 林火燦 周 琳 陳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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