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我還勉強能教，我沒法教的課就是音樂。”說這話的是第六屆全國道德模范、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廣南縣蓮城鎮落松地小學教師農加貴。在落松地村這個上世紀50年代被人們稱為“麻風村”的醫治點，農加貴在村小學教師的崗位上30多年如一日，一個人支撐起了整所學校。

　　然而，31年前的那個夏天，當叔叔農春盛給當時正尋找工作的農加貴介紹到落松地村當老師的時候，當年19歲的農加貴不假思索地說：“我不去！”

　　對于去這樣一個在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當民辦老師，不僅農加貴堅決表示不去，而且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著農加貴決心已定，叔叔又再次懇求他到山谷谷口隔離皮膚病防治站去看看。

　　皮膚病防治站的負責人農炳康竭力勸導農加貴留下來，他對農加貴說，“這個村村民的孩子逐漸增多，也逐漸長大，到了該入學的年齡，外村學校不收，自己村辦學，又沒有人敢來當老師，村民著急死了”。見農加貴態度緩和，農炳康又告訴農加貴，學校并不在麻風村，而是在距離村子3公里多的皮膚病防治站，麻風村的孩子沒有病，而且是每天從麻風村走出來讀書，不用去到麻風村。

　　百般勸說下，農加貴覺得，有醫生做伴、麻風村又隔得較遠，且不直接接觸病人，就決定留下來試試看。于是，農加貴接下了這個當時每月只有19元工資的“高危”活兒。

　　1986年9月1日開學，第一批學生來了12人，大的有12歲，小的五六歲。第一次上課前，農加貴還是按照農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反復擦了幾遍手，還喝了點兌水的酒精給自己壯膽。等見到孩子們，他們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樣健康正常，很可愛。恐懼心理隨著時間推移漸漸散去。

　　通常，農加貴一個人每天要同時教3個班，用的是復式教學法，動靜搭配，10分鐘在這個班上課，另10分鐘又到另外一個班上課，他必須隨時保持運動的狀態。就算只上語文、數學、思想品德和科學這幾門課，農加貴一周也要上70多節課，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過培養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學生自治”。

　　幾年過去了，農加貴并沒有被傳染上麻風病，他也漸漸舍不得離開那些可愛的學生。落松地村村民深知農加貴的不易，自發集資每月給農加貴35元作為額外補助。這35元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壓鍋消毒后才讓醫生轉交給農加貴的。每次收到這筆補貼，農加貴心里都熱乎乎的，“頭一年他們每次給我之前，都是用紗布包著錢，用高壓鍋高溫蒸過，直到第二年我主動提出不要再蒸了”。每月35元的補貼，直到1998年8月份農加貴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前，村民一共給了他5000余元。

　　時隔25年，農加貴說起1992年夏天的一頓晚餐，依舊記憶猶新。那天下午，他從廣南縣城第五中學招生辦抄回來“落松地小學”10名“小升初”學生的考試成績。這些農加貴教出來的第一批畢業生全部考上了中學。得知消息后，落松地村村民高興得近乎發狂，這是這個村自1957年建立以來，第一次有孩子小學畢業并且取得好成績。

　　這是一頓農加貴無法拒絕的晚餐，也正是這頓飯，拆除了一直橫亙在村民和農加貴之間，也是橫亙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心理籬笆。這頓飯，讓村民獲得了外部世界對他們的尊重，也讓農加貴徹底贏得了村民的信任。也就在1992年這一年，經過長達35年的隔離和治療，象征著“阻擋外人進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關卡符號的竹竿被拆除，落松地村迎來了新生。

　　30多年來，農加貴先后共培育9個教學班92名學生，送走小學畢業生6屆62人，他們中的很多人現在都已經參加工作。大家都說，是農老師幫助他們走出了寨子，實現了長輩們一生未能如愿的夢想。如今，當有人問農加貴，你要在落松地村小學教到什么時候時，農加貴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只要村民們需要，我就一直教下去。”（經濟日報記者 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