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我國稅制改革是一項減稅的改革，在有效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形成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年來，我國持續減稅降費，特別是今年以來，從年初確定全年為企業減負1萬億元目標，到近日國務院依法確定和鞏固營改增試點改革成果，一系列政策相繼出臺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日前，權威財稅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等發揮了積極作用。

　　出臺多項減稅降費舉措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簡并增值稅稅率；擴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范圍；加大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力度；出臺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遞延納稅政策；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開展擴大創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范圍試點；清理涉企收費……我國近年來出臺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可謂一套炫目的“組合拳”。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持續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是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行動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改革，自2012年實施以來已累計減稅超過1.7萬億元。

　　我國在進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還著力清理規范收費基金，實施普遍性降費。在行政事業性收費方面，對體現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務或一般性管理職能的行政許可類、檢驗檢測類、登記檢索類、監督管理類等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全面清理，取消、停征了一批不合時宜的政府性基金項目，出臺支持“雙創”、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收費基金優惠政策，促進經濟提質增效、支持企業發展擴大就業。

　　據統計，自2013年以來，中央層面已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了593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含中央和地方設立的收費項目），每年可減輕社會負擔超過3200億元。與此同時，省級層面自主清理地方設立的收費項目，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770多項收費，每年可減輕社會負擔超過470億元。

　　經過持續清理，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由185項減少至51項，減少幅度超過72%，其中涉企收費由106項減少至33項，減少幅度為69%；政府性基金由30項減少至21項，減少幅度為30%。各省（區、市）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減少至平均14項左右，其中涉企收費平均3項左右。

　　改革為發展注入新動能

　　從2012年在上海開始試點，到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國全面推開，營改增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減稅效應持續顯現，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實現了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目標，營改增帶來的改革紅利不斷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營改增在實行減稅降負的同時，更有力地促進了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了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

　　除了營改增，國家出臺的其他一系列減稅政策也有效地為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后勁。比如，自2017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稅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體現了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稅收支持力度不斷加大。據統計，應納稅所得額在30萬元至50萬元間的小型微利企業戶均減稅達5.9萬元。

　　讓小微企業活起來、發展好，稅收優惠政策利好降低了企業稅負，增添了企業動力，激發了市場主體創業熱情。前3季度，全國新登記企業451萬戶，同比增長12.5%，日均新登記企業1.65萬戶。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減稅政策在支持創新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今年前3季度，支持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減稅超過2200億元，同比增長約50%。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很好地平衡了收入和支出的關系，在有效實施減稅的同時，每年用在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保持增長，尤其是養老、醫療等持續較快增長。”劉尚希說。

　　以改革促減稅步伐將繼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近年來，我國稅制改革根據中央部署有序統籌推進。下一步，以改革促減稅的步伐將繼續向前，以更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優化營商環境。”劉尚希表示。

　　近日，國務院廢止了營業稅暫行條例、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依法確定和鞏固了營改增試點改革成果，實施60多年的營業稅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在下一步的稅制改革和減稅中，增值稅制度改革十分重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怡認為，增值稅改革應該繼續優化稅率結構、完善抵扣機制。劉尚希也建議，應健全增值稅抵扣鏈條，進一步擴大增值稅進項抵扣范圍，同時加快推進增值稅制度立法進程。

　　在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認為，我國個稅改革應由目前按不同所得項目分別征稅的分類征稅模式，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計稅模式。通過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

　　“我國的稅制改革將是一個減稅的改革，在有效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形成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尚希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