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腦康復醫院院長郭新志（右一），全國政協委員、寧波市副市長張明華（左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原院長陳仲強(右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致公黨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楊金生（右三），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民建主委錢學明（中）做客中經在線訪談2014兩會特別節目。五位嘉賓圍繞“醫改”等話題與網友進行交流。中國經濟網 裴小閣 攝影 

　　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8日訊（記者 佟明彪 劉蕓曼）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堅定不移地推進醫改，用中國式的方法解決世界性的難題。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寧波市副市長張明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原院長陳仲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致公黨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楊金生，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民建主委錢學明，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腦康復醫院院長郭志新五位嘉賓在做客“中經在線訪談聚焦2014兩會特別節目”時分別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式醫改”的觀點。 >>>點擊進入訪談專題

　　用中國式方法解決世界性難題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原院長陳仲強說，醫改之所以被稱為世界難題是因為在美國、歐洲等地都有各自的困難。英國和印度的全民醫保，美國的商業保險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種模式是讓所有人都能夠滿意，或者能夠處理好所有問題，這就是世界性的難題。”也正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沒有一種好的方式解決這一難題，所以我國也不能照搬目前的任何一種模式，“只能走中國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式。” 他建議，我國醫改的目標和政府主導方向要滿足幾個要素，一是是要全民公平，二是保證一定的醫療服務質量，三是要讓老百姓滿意，四是要國家財政能夠承受，做到可持續的投入。

　　在探索“醫療改革的中國方式”上，全國政協委員、寧波市副市長張明華介紹稱，寧波市在如何打破以藥補醫模式上做了一些探索，從2012年年底所有的縣級醫院實行藥品零差價。而藥品的這個差價有兩部分來補齊，一方面適當提高診療費，掛號費，住院費，護理費等，可以補償藥品差價的80%到85%左右；而剩下的15%-20%則由政府財政來承擔，每年大概兩個億左右。“這一措施實施一年多時間，情況比較平穩。” 張明華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致公黨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楊金生提出，中國式的醫改應該是以強制全民享有的基本醫療保障為主體，加上大病的商業保險和社會救助機制。另外還要做到中西醫并重發展。

　　基層"缺醫"還需解決"軟件"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腦康復醫院院長郭志新認為，中國人口多，但是醫務人員相對較少，現在還是屬于低水平，廣覆蓋。現在基層解決了部分硬件問題，但要解決軟件的問題；有了設備，有了房子，但沒有人才。大專院校畢業的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愿意留在大城市，不愿意到基層，所以基層還是處于一個缺醫的狀態，解決軟件問題勢在必行。

　　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民建主委錢學明認為，基層醫療人員缺口大，問題還是出在制度設計上。近年來國家對農村醫療體系投入很大，以廣西西部為例，鄉鎮衛生院都建得不錯，可是缺少醫生，據媒體報道60%到80%的醫學畢業生畢業三年以后都沒有從醫。他建議，鄉鎮衛生院醫生的編制可以列到縣醫院里，把戶口落在縣里，編制落在縣醫院，這樣他買房、娶媳婦、孩子的教育都在可以落在縣里。現在交通發達了，鄉鎮到縣里的交通比較方便，我認為這是未來解決鄉鎮衛生院留不住人的一個可行的辦法。”錢學明說。

　　醫生處方絕不能與收益掛鉤

　　錢學明在調研中發現，我國500多種基本藥物中大概50%的品種因為利潤低而無法到達鄉鎮一級的衛生院。他認為，“藥的價格不是政府去控制的，政府真正控制的是用藥品種，醫生需要用哪一種藥，而價格是供求關系決定。因為它的成本不高，很多企業都能生產，這個藥肯定不會貴，關鍵是你醫生用還是不用。”他同時表示，醫生的處方跟醫生的收益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掛鉤，但是現實當中醫生的處方跟利益是掛鉤的，“我去年在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看病，因為和醫生認識，他說你開個土霉素就行了，不用去打針，買一瓶2塊4。醫生還告訴我，估計我們藥房沒有，你到對面藥店買一點就可以了。”

　　對此，陳仲強有點不同意見，他認為，“不是醫生決定價格，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取消以藥補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抑制藥價虛高，但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外邊的廠商一定是讓醫生多開他的藥，但是通過醫院售藥就會將廠商的因素削弱一點。”

　　楊金生認為造成基層醫院基本藥品不全現象的原因在與基藥制度本身的立場問題，是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的用藥安全，還是保證醫生最常用的藥物。“我講的保障基本用藥安全，是老百姓必須需要的這些藥，企業賠了賺了都得政府資助生產。但是現在我們恰恰是考慮醫生常用藥，本來這個病應該吃這個藥，但是你基藥里頭沒有這個藥，就得開基藥以外的藥，五百種藥不能把所有人的健康問題解決，所以我們每個人經常去看病的時候就拿到一些藥，不能報銷的，或者不在目錄范圍內的這樣矛盾就出了。”

　　醫患雙方應加強溝通，彼此信任，解除誤會

　　談及前段時間媒體報道的溫嶺殺醫案等惡性事件，楊金生認為悲劇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老百姓對醫學的期望值太高，很多病因為醫療技術的局限解決不了；第二，由于醫生的責任造成了事故，由此形成醫患糾紛，病人因為不了解醫療技術，以為進醫院就能把病看好，而把醫患糾紛上升為暴力事件；第三，根本的原因是保障水平低。

　　另外，惡性事件的背后，有些“醫鬧”團體浮出水面。郭新志提到，現在有一伙“醫鬧”是有團體組織的，他們通過在醫院里把小事鬧大獲得賠償來獲得利益。“對于這樣的組織就應該堅決打擊，絕不姑息，這種惡勢力的增長，導致醫護人員非常沒有尊嚴。”郭新志說。

　　陳仲強認為醫患關系出現問題的原因還在于患者對醫生開檢查存在誤解和不信任。“比如說咳嗽，可能是感冒，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腫瘤造成的，那我們要做血常規，或者拍胸片、聽診，來一步一步檢查排除，保證病率降低。如果按照西醫的角度，我只把咳嗽當做感冒來處理也可以；或者我的經驗非常豐富，不做那么多檢查也行。但是不做檢查就要面臨互不信任狀況下一旦診斷錯誤要追究責任的后果，為保險起見，醫生就采取保護性的治療和檢查，導致檢查增多。另外還有一個誤解，有些基本檢查行業內認為都是要做的，但最后出來的結果可能只有一個是異常的，病人就會不理解為什么要給他做那么多項檢查，這都是不信任產生的結果。”

　　陳仲強建議，解決醫患關系問題醫院要做好自身本職工作，同時社會法制關系維護也要到位。至于機制體制上，究竟如何解除“醫生發展靠從病人身上弄錢發展”的誤解，十分復雜，還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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