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十八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于12月8日-9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出席并演講。

　　金融業開放仍有瓶頸 外資金融機構占比非常低

　　黃奇帆表示，我國金融業開放仍有瓶頸。其舉例稱，盡管90年浦東開發的時候已經宣布允許外資辦銀行、辦保險公司、辦證券公司、辦各種金融機構。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外資金融機構總體上是開放的，但目前我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的比重只占1.8%，“非常低”。而同樣的開放成果，在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業、工商產業的資產中，外資企業的資產占到了30%。

　　黃奇帆強調，上述數據表明，我國工商產業開放度比較徹底，而金融業的開放度是“縮手縮腳，是有限度的”。

　　黃奇帆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有許多金融領域外資準入前不同的待遇，“就是不能準入”。二是一些準入的領域，外資可以辦銀行、證券、保險，但是股權的比例有的不能超過25%，有的不能超過49%，不能控股、不能獨資等等，股權比例受限制。三是允許登記的法人執照、營業范圍受限，“假如說有50個營業條款，可能只允許你18個、20個，這樣營業范圍不完全地和國內的金融機構同等國民待遇”。

　　“總之，由于這些總體上開放，但具體又有很多束縛，使得我們外資金融機構發展不到位”，他說。

　　我國進出口順差僅1000億美元 服務貿易成短板

　　在談到進出口貿易時，黃奇帆表示，我國僅有1000多億美元的順差。在進出口貿易中，包含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他解釋稱，我國貨物貿易從1979年的200億美元發展到去年的4.3萬億美元，增加了200多倍。但服務貿易的發展，問題比較多。

　　去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2000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為5000多億美元，逆差達到3000億美元左右。“全世界所有國家之間服務貿易逆差一共是7000億美元，我們占3000億，占了全世界逆差的40%”，黃奇帆說，我國的貨物貿易達到4萬多億，擁有4000億順差。

　　“美國人牽著我們頭皮老是說他們吃虧了。但我們的服務貿易還有3000億的逆差。兩邊疊加起來，整個中國進出口貿易，包括服務貿易、貨物貿易是5萬億美元，其實只有1000億美元的順差”，黃奇帆表示。

　　他還強調，我國的服務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為多，2000億美元的服務貿易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旅游業、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貿易。而國外的5000多億美元，則大部分是資本密集型的、資源密集型的、知識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型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服務貿易也是一個短板”。

　　今后5到10年，外資金融機構比重或占到10%甚至18%

　　黃奇帆表示，我國進一步開放的高度、深度、廣度就是要消滅金融業的開放短板，化解服務貿易的逆差、低附加值的問題。“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的動力、高質量開放、高效益開放，就要把這兩個短板化解掉”。

　　他強調，2019年正是我國化解這兩個短板的起步年，“今后的5到10年，我相信這兩個短板一定會在中國新的開放措施中加以解決”。

　　黃奇帆分析稱，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中國金融業進一步開放的要求。國務院金融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從去年4月份到今年10月份，先后出臺了64條非常具體的金融業的開放措施。

　　“不管美國還是歐洲，許多大的金融機構摩拳擦掌，都在做出一個個的方案，開始在國內進行金融機構注冊申請，調整股權比例等等”，黃奇帆介紹，“我相信今后5到10年，這些措施逐漸逐漸進入實踐活動的時候，外資金融機構的比重可能從現在的1.8%會增加到10%甚至18%”。

　　黃奇帆指出，如若實現，則金融業開放會為我國金融系統帶進幾百億、幾千億美元注冊資本或運行資本，對中國經濟是個新的動力。

　　此外，金融業的開放不僅為金融機構帶來資本，還會帶來技術、管理，國際經驗，國內金融機構“與狼共舞”也會倒逼其業務水平、開放程度、跨國管理的能力的提高。

　　黃奇帆強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對國際上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是一種很好的防范措施。

　　服務貿易在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動下 將會打破各種瓶頸

　　對于服務貿易，黃奇帆直言，與貨物貿易相比，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能同日而語”，但他也解釋稱，這不是千萬個貿易公司的能力不足，也不是企業的問題，而是在服務貿易的開放上有問題。

　　“開放度有限，使得許多服務貿易無法做，只能讓外國企業來做”。

　　黃奇帆強調，我國有世界最大的工業制造業，一年工業制造業達到170萬億。工業制造業產業鏈之間的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如果是國內的產業鏈服務，那是國內的服務業。現在一大半的商品、制造業都是跨國的產業鏈服務，跨國的產業鏈服務就是服務貿易，這種服務貿易包括研發、物流、清算、結算，所有的產業鏈，金融、生產性服務業，80%都在香港、新加坡、迪拜、愛爾蘭或者是首爾。

　　“公司都注冊在那兒，人都在中國境內做這些制造業的供應鏈的服務，所以，這個業務也都在外邊。這就要問為什么都在外邊，不在國內？哪怕國內做不了，外國企業做，那外國企業如果注冊在深圳、上海，外資做的服務貿易就算是中國服務貿易出口了”，黃奇帆表示。

　　他強調，上述現象不是人的因素，也不是企業的因素，而是制度安排的問題。

　　他指出，我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在短短四年內，從上海推廣到全國18個省，有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東、中、西一起推，自由貿易試驗區將是中國最為開放的一個地區。

　　他提出自貿區的“六大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貨幣金融自由、資金自由、各種物流倉儲流量自由，還有國際人事就業的自由，還有數字經濟貿易的自由。

　　黃奇帆表示，自貿試驗區對標、移植、推廣的目標就是讓中國和其它國家之間自由貿易協定的展開。自由貿易區要做的營商環境不是國內幾十年來開發區要做的高效審批，一百個圖章串聯變并聯等等等等，而是要對標WTO、FTI要求的營商環境：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權利保護、各種所有制各類企業競爭中性、數字貿易、不搞各種各樣不規范的政府的財政補貼。

　　“這八個方面的營商環境、八個方面的內容要形成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要對標WTO的營商環境要求，對標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營商環境要求”，黃奇帆表示。

　　在談到自由貿易時，他還以香港舉例，“香港一年跟大陸有7000億美元的貿易，香港700萬人，哪里有7000億美元的貨物能進能出？很重要的它是有5000億左右是轉口貿易，是離岸貿易，是把美國的、日本的跟大陸的生意，它這邊轉口離岸簽約，單子算它這邊的。我們許多許多的保稅區，許多許多的開發區做的都是實打實的，轉口的離岸的幾乎都做不起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一年能做1600億美元，其中1000多億美元是離岸的轉口的等等等等”。

　　“服務貿易在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動下，這些業務瓶頸都會被打破。所以，我相信我們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探索和推動，今后幾年會帶來中國服務貿易的春天”，黃奇帆稱，“中國的進出口、中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開放的高度、深度和廣度就在金融開放和服務貿易開放的過程中，就在我們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探索中，我相信我們國家今年大規模推行的這兩項開放制度，一定會幫助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更重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