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張遺址位于陽谷縣大布鄉東張村東北，地處東漢以來黃河故道東岸，面積約1.2萬平方米，屬于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鄆州一處基層農村聚落。遺址處于地下2米處，西臨古黃河，與現在的聊城市城區和莘縣隔河相望。這處“2024年度山東省五大考古新發現”有何獨特之處呢？

　　整個村子居址近乎完整

　　2020年12月，菏澤市曹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東陽高速考古調查勘探時發現了東張遺址。2023年8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工程占壓遺址區進行了復勘。2024年5月至1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進行了配合性考古發掘，實際揭露面積達2800平方米以上，共發現圍壟、圍溝、房屋、道路、柱洞、灶、灰坑、灰溝等116個遺跡單位，出土了瓷、陶、骨、鐵、銅等材質的生產、生活遺物。

　　根據地層堆積、出土器物，特別是遺址興廢的上下地層，專家確認東張遺址在后晉開運元年（944年）黃河滑州決口后開始建設，廢棄在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北流橫隴故道之前。

　　從現場考古來判斷，這處古村落分三期進行建設，面積逐步擴大。比較有意思的是，三個區域分別建有高約0.6米的圍壟，除較早的一區圍壟分兩期，二區、三區皆為外側取土一次性堆筑而成，顯然是經過規劃統一施工而成。這種以圍壟為邊界、居住區分區規劃的發展形態，在以往考古中是比較少見的。

　　古村落內，多為三面為土墻、房門所在為籬笆墻、兩兩相對的排房排列形式，還發現了長33米、寬5米的長屋，以及兩屋一灶房的組合。這反映出村子內可能存在特殊功能區域，從中還能看到集體生活、小家庭生活的不同居住形態。在室內，幾乎每個家庭都發現了磚灶，灶中有黑灰，但沒有發現土炕。“一種猜測是當時天氣比較暖和，人們用席子鋪在地上或者床上睡。”項目負責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吳志剛表示。

　　在一區房屋和三區房屋周邊發現的行爐是本次出土器物的亮點，它們器型古樸，分陶、瓷兩類。行爐是行香禮佛之用，反映了該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為研究古代宗教儀式、信仰習俗等提供了線索。另外，本次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瓷器具有明顯的商品化特征，同時出土有大量的牛骨，這些在周邊同時期考古發掘中尚屬少見，說明這個村子可能經濟業態比較獨特。

　　現場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這個古村落里，每家有墻、有院、有屋、有灶、有灰坑，還有眾多用于立木柱的土坑，以及立門板所用的磚礎，但是唯獨沒有發現坑式廁所。“針對這個問題，考古隊進行了討論。我們猜測，當時村民可能使用馬桶解決如廁問題，同時糞便可能用于農業種植，因此沒有留下相關痕跡。”吳志剛解釋。

　　“本次考古發掘近乎完整地揭露了該聚落的居址部分，在社會形態研究上提供了基層聚落從初始的集體生活到穩定后小家庭結構轉變的考古資料，其圍壟分區與后世堌堆高臺建筑差異顯著，為黃河灘區聚落營建提供了新范式。”吳志剛表示。

　　從現場看，這個村子后來因水患而整體搬遷。由于遺址是搬遷后留下的，而不是洪水直接淹沒村莊所致，所以人們把能用的東西基本上都搬走了。比如，木門、房梁、立柱，以及能重復使用的碗、盆等，都被帶走，僅留下少量磚塊和破碎無法使用的陶盆、瓷碗等。

　　當時因河患搬遷很普遍

　　黃河水情復雜，北宋正處于較為溫濕多雨的時期，加之黃河下游河道從唐代開始逐漸成為地上河，因此黃河洪災在宋代尤為嚴重。《黃河水利史述要》對西漢以后黃河主要河決年數進行了統計，其中北宋66年，僅次于明代112年和清初至道光年間67年。

　　北宋初期，黃河下游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時期相同，在山東流經鄆州、博州、齊州、德州、淄州、濱州等地，從渤海南部入海。由于該河道使用時間已經很長，河床淤積嚴重，進入宋朝后開始頻繁決溢。受此影響，黃河沿岸遷城、遷村比較普遍。

　　據歷史地理學者、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古帥研究，東張遺址所在的鄆州地區，經常遭受水災的侵擾。就連鄆州的行政中心鄆州城，大水壞城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唐長慶四年（824年），“鄆大水，壞城郭廬舍民居殆盡”。僅僅過了六年，鄆州城又一次遭遇同級別的大水，損失嚴重。到了宋開寶三年（970年）六月，“鄆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東阿縣及陳空鎮，壞倉庫、民舍”。

　　更大的危機還在后面。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黃河水溢入鄆州城。冬天積水結為厚冰，鄆州知州袁廓發動民眾將冰鑿碎，運出城外，以除去積水。可沒想到，到了春天扔在城周圍的冰又化為水，“流澌自四隅入，民益被其患”。恰逢黃河水漲，洪水流入鄆州城外的清河，引得清河又泛濫，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后來朝廷出動力量堵住了黃河決口，讓黃河改流，才使得清河水落，鄆州平安。到了咸平三年（1000年），黃河大決于鄆州王陵埽，大水“侵迫州城”，朝廷派遣民夫兩萬人，經過一個多月才堵住了決口。

　　鄆州城臨近清河，且地勢低洼，經過多次嚴重水患元氣大傷。于是工部郎中陳若拙上奏建議將城遷往東南十五里汶陽鄉地勢較高的地方，經朝廷批準后，鄆州城整體進行了搬遷。

　　與東張遺址同屬鄆州的東阿縣城址，在北宋有三次遷移，也都是為了避開河患。東阿縣城從春秋時期一直就在今陽谷縣阿城鎮，開寶二年（969年），黃河河水為患，東阿城址遷移到了南谷鎮。開寶四年（971年），黃河及汶水、清河一并決溢，大水注入東阿城，毀壞了倉庫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東阿城又被河水淹沒，不得不再次遷址，移到了利仁鎮。紹圣三年（1096年），東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遷往新橋鎮。

　　鄆州陽谷縣城址在北宋也發生過兩次遷移。開寶六年（973年）河水沖破陽谷縣城，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移縣城到上巡鎮。遷址以后，黃河在縣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陽谷縣城又疑因水患而遷往孟店。

　　城防完備的縣城尚且不能抵御黃河水患，位于黃河故道灘區的普通村落搬遷也就順理成章了。在吳志剛看來，東張遺址的時代，能確定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為黃泛區的遺址斷代提供了標尺，為研究黃河變遷對人類活動的影響與聚落適應性提供了實證，是河濟地區重要的考古新發現。該遺址的興廢與后晉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進一步證實了歷史文獻中關于黃河泛濫的記載，對研究黃河泛濫史、沿黃地區的聚落發展、黃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價值。

　　“東張遺址的考古發掘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會生產面貌、社會結構、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變遷等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其發掘不僅填補了魯西地區該時期農村基層聚落考古的空白，還為山東乃至全國范圍內同時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線索，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社會意義。”吳志剛表示。